大参考总第1590期(2002.06.08)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简氏周刊：中国将耗资十六亿美元向俄购新潜舰 2. 中国寻求国际支持打击疆独 3. 西方民主国家不应向中国独裁者弯腰 4. 著名劳工律师周立泰失去深圳执业资格 5. 加拿大记者采访大庆示威被中国政府逮捕 6. 加拿大担心中国通过华人影响社会 7. 贝岭：《我的声明》 8. 高瑜在香港批评中国无新闻自由 9. 明报：香港入境处拘5争居权者，已遣返祖国大陆 10. 坚守良知的独立文化人在中国大陆境遇艰难 11. 康正果：谁制造了农民的苦难？──脱贫与致富的悖谬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拥共派装得好象对骗子很厌恶，可他们偏偏拥护中共这个大骗子。理 由：有其他小骗子，我为什么不能拥护CCP这大骗子。拥共派竟还恬不知耻 地以他们拥护的是个骗子来证明别人也是骗子。(国内网友) ～～～～～～～～～～～～～～～～～～～～～～～～～～～～～～～～ 简氏周刊：中国将耗资十六亿美元向俄购新潜舰 　　据简氏防卫周刊最新消息披露，中国将耗资十六亿美元，向俄罗斯购 买八艘636型「基洛」级常规潜舰，该项军售显示中国自制「宋」级潜舰可 能出现问题，有可能放弃此一造舰计画。 　　台湾中国时报报导说，简氏防卫周刊引述莫斯科消息来源称，俄罗斯 国营武器出口公司，将在五年内把上述八艘「基洛」级潜舰送交中国。目 前尚未得知中国所购潜舰是636型或636M，但不管哪一型，均装配「Klub-S 」长程反舰导弹系统。专家称，该系统能使「基洛」潜舰对水面舰的杀伤 范围扩至三百公里。 　　报导指出，中国耗资数十亿美元研制的「宋」级（039型）常规潜舰， 准备取代老旧的R级潜舰。R级潜舰是一九六○年代的产物，中国前後共仿 制八十四艘，目前仍有约三十艘在服役。 　　消息称，中国研制「宋」级潜舰时，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从旁协助，一 九九五年首艘「宋」级潜舰下海测试，并未成功；第二艘「宋」级潜舰拖 至二○○○年初再行测试，但西方观察家认为，「宋」级潜舰的推出远落 後於原先进度，据信直至去年该型潜舰仍未完成。 　　报导从北京得知，三年前「宋」级潜舰的研制计画生变，当时中国决 定，如果第二艘「宋」级潜舰有问题，将转向俄罗斯购买更多的「基洛」 型潜舰，以填补潜舰战力的不足。 　　报导称，中国可能放弃「宋」级潜舰的造舰计画，并开始著手发展另 一新型的常规潜舰，在推进系统上也许采用AIP（不依赖空气动力装置）的 技术。 ～～～～～～～～～～～～～～～～～～～～～～～～～～～～～～～～ 中国寻求国际支持打击疆独 　　(毅然墨尔本报导)江泽民在这个星期举行的上海五国合作会议上再次 希望获得国际社会对于打击中国新疆分裂活动的支持。然而，人权组织和 新疆问题学者却对北京关注的疆独问题持保留态度。 　　澳大利亚媒体近来报导，目前美国在阿富汗一共抓获了多达300名曾接 受塔利班训练的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除了前不久，巴基斯坦政府向中国 遣返了一名被控在有争议的卡什米尔地区秘密会晤极端穆斯林组织的主要 维吾尔族分裂运动领袖卡帝尔Ismael Kadir之外，直到今天，美国政府还 在是否遣返这些被北京看作是搞分裂主义的恐怖分子的问题上举棋不定。 专家分析这主要还是担心中国在人权方面极差记录。最新公布的大赦国际 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犯有严重的践踏人权的现象，报告指出类 似于拷打，强行拘禁和不公平的政治审判都时常出现。 　　北京过份高估分裂主义 　　世界上研究维吾尔族文化比较权威的夏威宜大学亚洲系的格兰德尼教 授承认大约有100到400名之间的维吾尔族分裂主义者接受了塔利班和基地 恐怖主义组织的军事训练。但是，他又指出北京方面可能有意过份估计了 疆独组织的势力和影响力。他说：“新疆的分裂主义运动其实并不是一个 整体的运动，也不是由一个组织领导的。因此大家的观点也不尽相同，甚 至在一些海外的新疆组织中，也对于什么是解决新疆问题的最好办法持有 不同的看法。象以华盛顿为基地的由约瑟夫ANWAR USUFF领导的组织就希望 看到新疆独立，而其他的组织则只希望看到新疆进一步地自治，改善人权 记录，而并不一定是完全独立。” 　　镇压可能适得其反 　　格兰德尼教授指出现在中国政府还没有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所谓的疆 独运动是一个有组织，从事恐怖活动的分裂运动。而相反，格兰德尼教授 担心北京在新疆的镇压行动会事得其反，使得新疆维吾尔族人成为中国的 库尔德人。他说：“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的镇运动虽然从1998年就已经开 始，但是自从2000年，北京在新疆展开了‘严打’运动以来，有关当局逮 捕了被指控从事分裂的人士遭到逮捕，很多人被枪毙。而911事件之后，中 国更是极力希望获得国际社会对于打击新疆独立势力的支持。” 　　中国当考虑新疆人民福祉 　　一位居住在悉尼的维吾尔族诗人，前大学讲师伊噶姆伯帝说，据他了 解，那些参与塔利班训练的维吾尔族人是因为逃避中国政府的镇压才驻足 阿富汗的。他说：“这些人是担心中国政府的迫害才从新疆自治区逃出的 。实际上，这些人本意并不想参与塔利班或是基地恐怖主义组织。这只不 过是万不得已。”他接着说：“中国之所以这样严厉地打击疆独分子，其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那里矿产资源丰富的石油，以及吸引外国投资者。 伊噶 姆伯帝说：“中国政府总是光注重新疆这片土地，而不考虑人民的想法。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就想挤走维吾尔族人，使新疆成为一个汉人掌控的省份 。” 　　许多维吾尔人想独立 　　近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在对新疆进行采访时，也听到了当地民 众对于新疆独立的看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接受采访时说：“很多新 疆人都希望看到新疆独立，但是我们目前没有这个势力。”有很多新疆维 吾尔族人表示汉族人在新疆占有政治和经济优势，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维 吾尔族人的经济情况却不尽人意。据专家说这也是不少新疆人希望独立的 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 西方民主国家不应向中国独裁者弯腰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6月8日社论)代办冰岛签证的丹麦使领馆于6月5日 收到冰岛司法部的通知--在江泽民6月12日至6月18日访问期间持中国和台 湾护照者不得入内。故近日来连续拒绝了至少十位持中国大陆及台湾护照 人士的签证。此一举动可以说是在号称民主国家的冰岛自建国起史无前例 。 据冰岛外交部人士透露，原因是冰岛受到来自江泽民政府的强大压力。 冰岛司法部一官员称该举动是为了防止发生抗议活动，并称法轮功学员也 被禁止入冰岛，虽然他们从所有的消息来源知道法轮功是平和的。 　　冰岛是一个民主岛国，总人口不足30万人。作为西方民主国家，履行 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人权正是其制度所要保障的根本内容。自由 讲的是包容，而民主讲的是多数为胜的原则和多数为胜的程序。民主的进 步意义是相对于独裁而言的。民主如失去自由的内涵，也会从自身中导致 独裁。 　　冰岛全国只有610名警察，不设立军队，防务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 国担任。这表明其民主制下绝大多数人所能拥有的宽容胸怀，他们自信能 理智地通过民主制度去化解冲突。然而仅仅因为江泽民的无理要求，冰岛 就将舍弃自己的建国之本--自由的根本原则，摧毁一向引以为豪的民主制 ？ 　　冰岛的官员声称他们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国宾。而这位“尊贵”的客人 正是年年荣登人权流氓榜首的江氏。江在国内正面临民怨四起，打压法轮 功骑虎难下，其运用流氓手段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注定将被打入历史的垃圾 堆。法轮功学员的抗议活动正是要求江停止对无辜百姓的血腥杀戮。作为 西方民主国家，冰岛的责任难道是配合一个流氓集团来迫害百姓吗？ 　　江氏的每次出访都是将其对人权的践踏带到该地。不久前江访德期间 ，同样是民主国家的德国曾屈从江的要求禁止街上出现黄蓝颜色，因为江 对法轮功的害怕已到了神经质的地步，而黄蓝二色则是法轮功学员喜欢的 颜色。江的这次欧洲之行，又使除冰岛外的三个国家曲下尊贵的民主自由 之膝。为了不让这位尊贵的人权流氓受到“惊吓”，俄罗斯不顾其刚加入 北约的身份，公然宣称不准两个以上的法轮功学员在江泽民要去的城市街 上发传单或抗议。声称民主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拒绝给任何中国面孔发 签证。 　　试问：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不讲民主的独裁者，为什么如此惧怕 ？为什么要阻止法轮功？对你们的国家民族有什么益处？你们这是在干什 么？怕什么？你们又在扮演什么角色？ 　　民主国家不应该向一个流氓独裁者卑躬屈膝。 ～～～～～～～～～～～～～～～～～～～～～～～～～～～～～～～～ 著名劳工律师周立泰失去深圳执业资格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报道，四川重庆的律师周立泰，因为帮助工人 向企业争取合法权益而闻名，但他在深圳从事法律服务的资格，从去年十 二月开始已经被停止。周立泰不服，向当地法院提出诉讼。 　　周立泰这次步入法庭，不是为了帮助劳工争取权益，而是为了他自己 的执业资格而战。美联社星期五引述周立泰的话说，他有合法的律师资格 ，而且他有在中国各地执业的法律权力，当地政府停止他在深圳的执业资 格，没有任何法律根据。 　　周立泰认为，如果深圳禁止外省市律师在深圳办案，整个法律体系将 受到严重伤害，因为本地律师不敢挑战当地政府。 　　记者无法联系到周立泰，但一位深圳司法局的官员说，根据有关规定 ，任何外地律师在深圳办案，都应该在地方司法局备案。 　　周立泰总共帮助了七百多名工人，多数是农民工，向企业追讨工伤事 故造成的致伤致残赔偿。他表示，这些工人即使在法庭上赢得了官司，企 业通常也只赔偿工人要求的赔偿金额的百分之十。他对美联社说，深圳当 地政府部门认为他"破坏了当地的投资环境"。 　　但这位深圳司法局的官员强调说，最近深圳加强了对外地律师的管理 ，这才是这个事件的主要原因。 　　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刘衡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地方司法部门无权禁 止其他地方的律师在当地办案。 　　专门从事行政法规研究的刘教授表示，他不了解周立泰案件的前因后 果，但如果周立泰在深圳开设办事处，根据有关规定，他必须在当地司法 部门备案。 　　深圳司法局的官员表示，有关外地律师备案的问题，因为有关的规定 不清楚，已引起中国法律界的一些争论，他希望能通过这个案例，明确有 关的规定。 ～～～～～～～～～～～～～～～～～～～～～～～～～～～～～～～～ 加拿大记者采访大庆示威被中国政府逮捕 　　加拿大媒体近日报导，今年在中国大庆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引起了 中国政府的不安。一位在中国出生的加拿大独立记者，因近日前往中国东 北，计划对大庆油田的工人示威抗议活动进行采访，而被中国方面逮捕。 过去一年，这位姓名译音为江雪青的加拿大记者一直在调查中国主要工业 地区的劳工骚乱情况，并为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摄制一部相关的纪录片 。有消息说，他已被中国有关人员送上了飞往温哥华的飞机。 　　加拿大记者在中国被捕，说明大庆油田工人的示威仍然是一个极为敏 感的问题，令中国政府感到非常紧张。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对国内 封锁了相关示威活动的新闻。 　　 中国政府担心连锁反应 　　作为中国大型油田所在地的大庆对中国工业具有重要的象徵意义。在 六、七十年代，大庆工人被视为艰苦奋斗建设国家的代表性人物。大庆油 田的员工曾一度达到三十万人。随着近年中国国营企业的经营方针变化以 及机构调整，也由于企业内部管理存在的腐败和不合理现象，成千上万的 大庆工人被裁减。这些工人得不到油田管理层许诺的全部退休福利，生活 安定以及健康都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大庆的工人们发起一波接一 波的示威抗议。他们组织独立行业工会，封锁石油公司的办公楼。在示威 活动爆发几个星期后，中国当局在大庆部署了大量镇暴警察和军警，以对 付所发生的工潮。加拿大媒体报导，中国政府担心，大庆的独立工会和大 规模示威会影响到中国的其它地方。 　　一九九八年以来，已有至少二千五百万中国国营企业工人失去工作。 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预计还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失业。中国最近 的报告估计，城市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七，在未来两年还将进一步升高，其 严重情况已接近有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水平。(VOA) ～～～～～～～～～～～～～～～～～～～～～～～～～～～～～～～～ 加拿大担心中国通过华人影响社会 　　加拿大政府担心，中国官方通过对加拿大华人社团的控制来影响加拿 大社会。最近多伦多的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华人社团进行了负责人改选，两 位竞争者各有一批支持者。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团内部人士告诉美国之 音，一名竞争者面临落选之际，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的官员直接介入， 帮助他重新当选。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认为，中国领事馆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 听领事馆话的人上台。他说，中国领事馆对社区事务介入很深，一些社团 在做决定时总要征求领事馆的意见。 　　 台湾也有类似作法 　　全加华人联合会的负责人詹文义持相反的看法。他说：“介入太多？ 我不知道，我看是介入太少。维护我们华人的福利么。就好像台湾也是如 此，台湾的社团选举，他们也是有这种干预呀。” 　　加拿大华人工商协会负责人张瑛认为，加拿大的华人团体很多都由中 国移民组成，中国领事馆或大使馆为服务自己的侨民，介入华人社团的事 务是应该的。他说：“中国政府的一个对外机构中国总领事馆，它其中都 有一个侨务部，或者是侨务领事。大陆新移民现在在这里，都还是拿中国 护照，是中国籍。那么就是顺理成章的，中国领事馆要是介入的多一点也 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是中国人。” 　　 华人社团主动靠拢领事馆 　　加拿大北京协会的负责人杨宝凤认为，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中国领事 馆要介入社区事务，而是华人社团主动邀请领事馆介入。杨宝凤说：“领 事馆做的是他们的事。但是华人社团，有好多是想借助领事馆的力量。” 　　加拿大英文报纸《环球邮报》报导，加拿大政府多年前就已对中国官 方通过各种手段对加拿大社会施加影响感到担忧。在九十年代中期，加拿 大政府曾批准了一个代号为“响尾蛇行动”的调查，由加拿大警方和情报 机构联合调查中国官方搜集加拿大情报、影响加拿大社会的情况。随着加 拿大政府全力发展对华贸易，“响尾蛇行动”也不了了之。近年来，15万 中国大陆移民进入加拿大。加拿大政府担心，如果这些人一旦被中国官方 控制，将会对加拿大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外国势力介入内政违法 　　多伦多的政治评论员刘轩认为，中国使领馆介入华人社区事务的最终 目的，是要通过华人社区来影响加拿大政府的政策，而一些华人社区出于 自身利益等原因，也乐于向领事馆靠拢。他说：“在中国由于受到中国共 产党的全方位控制，所以出了国还也带着这种惯性，就是自觉接受党的领 导。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这是一种阴影，一种对政治权力恐惧的阴影。” 　　根据加拿大的法律，任何外国势力不得介入加拿大国内政治，更不能 以任何方式影响加拿大政府的决策。 ～～～～～～～～～～～～～～～～～～～～～～～～～～～～～～～～ 贝岭：《我的声明》 送交者: 贝岭 于 Fri Jun 7 13:30:51 2002: 　　昨天，2002年6月6日，在我准备回祖国时，于中国深圳罗湖海关中国 边防检查站被拒绝入境。理由是我两天前，在香港有逾4万民众参与的，由 支联会主办的「6.4」烛光晚会上，我朗诵了我「为六四受难者而作」的悼 念诗。 　　昨晚，我于罗湖中国边检站警察休息室被置留约两小时，第一个小时 曾受到无礼对待，之后，边检警察向我宣读了<<上级通知书>>∶「奉上级 指示，你被拒绝入境中国。」警察又说∶「6月4日你在香港公开场合朗诵 悼念诗，是反对中国政府的行为。」 　　我是北京人，我是一个在北京成长的诗人。为了哀悼1989年6月在北京 街头死难的人民而念诗，而表达哀思，此乃我生命的一部分。是良知，也 是我对受难者表达的忏悔悲痛。假使为此而不能回到祖国，我无悔。但是 ，仅仅因为表达自由，因为诗而不能回国，我悲伤我沉痛。这一代价太过 沉重。 　　中国政府的气量太狭小了。我只是一位普通的知识分子，一位诗人， 一位文学工作者。中国已够强大了，强大到足以对抗世界超强。可中国政 府对自身统治的安全感，难道经不起一个诗人写的一首悼诗的冲击吗？ 此 刻，我在香港，这里可能是我踏足的唯一一块中国政府治理的土地，我感 谢香港地方政府仍能让我入境居留。在此，人民仍能公开而免于恐惧地悼 念1989年「6.4」的死难者，纪念那场改变了我的一生的民主运动，香港尚 存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这一伟大城市最珍贵的东西。香港市民应珍视 ，更应捍卫这些自由。 　　我是北京人，是来自北京的诗人，我坚信，在我有生之年，我的诗， 我为六四死难者而作的诗篇，一定能在北京的天空下大声而自由地朗颂。 香港联络电话∶25598409 29802840 61849417 Email: penchinese@hotmail.com ～～～～～～～～～～～～～～～～～～～～～～～～～～～～～～～～ 高瑜在香港批评中国无新闻自由 　　香港消息：曾经被中国政府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名判刑的中国记者高瑜 星期六在香港批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高瑜在出席人权新闻奖获奖者庆祝 会时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如果记者像她那样选择人权、民主和新闻自 由，还需要付出自由、温饱和事业的代价。高瑜并且引用已故中国领导人 陆定一的话说，有两种报纸，一种讲实话、属于人民，给读者带来光明； 另一种讲假话、属于独裁者，使人民头脑混乱并且愚昧。 　　高瑜：香港传媒言论自由 　　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由新闻奖」的内地记者高瑜八日首次 访港，并担任由国际特赦及记者协会等组织主办的人权新闻奖的颁奖嘉宾 。高瑜因为替香港的报刊撰稿，被北京当局判监六年，获释後留在北京， 仍受到当局监视。 　　香港苹果日报报导说，高瑜在致辞时形容香港传媒现时犹如国共内战 时期的国统区传媒，可以自由的发出异见声音。她表示，中共在建国前於 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曾是发出民主、自由、人权呼声的阵地，但「 此後不过数年（中共建国），这种声音就在大陆消失，一消失就是半个多 世纪。这半个世纪，是香港接替了《新华日报》，成为民主、自由人类普 世价值取向的传播之地。」 　　对於内地新闻自由的现状，高瑜表示，从国庆五十周年到法轮功，再 到今年的中共十六大，内地传媒每年都围绕政治任务转，新闻控制从未放 松过。即使中国入世，情况也未改善。高瑜说，内地的新闻界、知识分子 等都非常关注香港的传媒，可是，香港传媒似乎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中国， 有关中国的报道反而减少。 　　高瑜表示，内地离新闻自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新闻的控制仍然非 常严厉，「选择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还需要记者们付出自由、温饱和 事业意愿的沉重代价。」 　　报导说，高瑜出生於一九四四年，曾身兼包括《镜报》月刊在内的香 港多家报刊的自由撰稿人。九三年十月，她被当局拘捕，被控以「泄漏国 家机密」的罪名，至九四才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监六年；直至九九年二月 ，高瑜以「保外就医」名义提前获释。 　　在高瑜被囚禁期间，国际新闻界、人权组织和妇女组织都表示关注， 一直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将她释放。九七年五月，身在狱中的高瑜获得 「世界新闻自由奖」。 　　对於获释後的生活，高瑜表示一直受到严密监视，今次来港也是以到 泰国旅游名义获得护照，先到泰国後再来港，下周返回北京。 ～～～～～～～～～～～～～～～～～～～～～～～～～～～～～～～～ 明报：香港入境处拘5争居权者，已遣返祖国大陆 　　入境处与警方共调派84人，进入18个单位，拘捕3 男2女，他们全为争 取居权者，已被即时遣返。 发言人指，行动於今晨七时许开始，入境处在 警务处配合下，共调派84人展开入屋拘捕潜逃的无权留港的争取居留权人 士。执法人员共进入18个单位，共拘捕3男2女，他们全为逾期居留的争取 居留权败诉人士，并已即时被遣返内地。行动中，执法人员毋须破门入屋 。 　　连同上月已进行的同类型行动，入境处已拘捕了共31名无权留港的争 取居留权人士。而自宽限期三月底届满自今，被遣返的无权留港人士的总 数约有580人。 ～～～～～～～～～～～～～～～～～～～～～～～～～～～～～～～～ 坚守良知的独立文化人在中国大陆境遇艰难 　　萧旁 　　我没有被迫流亡的经历，这十三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内度过 的。不过，有一点又和大家非常相似　　从1989年那个血雨腥风的夏日直 到今天，我们在现实生存中的命运和在精神世界中的挣扎与升华，无可回 避地与“六四”纠缠在一起，想分也分不开。 　　对我来说，十三年前的自我选择不仅意味著一种与党天下体制决裂的 姿态，也开始了或许在当时还未及思虑的新的人生过程。“六四”镇压後 ，人人要过关，尤其是作为共产党员。当时，如果我像多数人那样说违心 话，是可以过关的　　对中国人来说，做一个“识时务者“是一种自然的 选择，谈不上什么道德和心理的障碍　　那样，可以继续在体制内有个位 置，也许还可以继续做些条件许可的事情；然而，我选择了不过关。“六 四”高潮时的风起云涌和後来的一溃千里并争相表态，使我深切地感受到 我们深浸其中的中国政治文化的“群胆”特征。我意识到，选择一种反抗 的姿态和行为不算太难，而承担它的後果，负起它的道德责任可能要困难 得多。於是，我选择了与现体制的决裂。 　　我知道，这个选择，将使我丧失在体制内发展的全部可能，必须寻求 在体制外生存与发展的机会与途径；而在各种资源被高度垄断的文化界， 体制外生存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存在方式将会面对什 　样的变化？当时并不十分清楚。 　　在中国，追求独立人格的条件有时就是这样严峻，你决裂的不仅是思 想和制度，而且是生活方式和谋生手段，几乎是整个人生实践的大转向。 　　刚开始的时候，在体制外生存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连带选择，还 带有一点悲壮感，自以为是在做出牺牲。当多年的实践历程过去以後，我 确实开始体会到在日常状态中跳出体制的束缚对真正的精神自由所能起到 的作用----一个没有体制身份的人要在讲究体制身份的文化学术界开拓自 己的志业，可依凭的身外之物太少了，反求诸己似乎是不二法门。在追求 自度度人，自觉觉他的精神境界的过程中，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种可 能性开始呈现。其实，身在束缚中，心的飞翔难免会被牵坠;而心在束缚中 ，身的自由显然也无从谈起。 　　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身”的解放，何尝不是在精神上获得“心”的解 放的一种特殊方式？有意思的是，我们为了反抗强权，选择了一种并非自 愿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却使我们找到了反抗强权更为深厚的精神 动力　　人性的丰满和心灵的舒展是任何强权与奴役的天敌。 　　当我们在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尝试各种可能性的时候，当我们发现自 己的生活天地由此而丰富宽广了许多的时候，反抗强权已经不必成为一件 刻意而为的事情，它是丰富的生活内涵中自然而有机的一个部分。 　　上面的话并不意味著，在文化界，体制外的生存和发展是轻易可为的 。恰恰相反，它的现实艰难日增，对自我支撑的精神力量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 　　现在回头想想，作为一个体制外的文化人，通过体制外的途径实现自 我，影响民众、社会和环境的最好时机似乎是90年代中期前後。近几年来 ，随著文化学术界体制化控制力量的强化，随著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利诱威 逼政策的进一步实施，空间似乎日益狭窄了，实际的操作更为困难。 　　面对新的中国局势及其所造成的限定条件，89年以来所有的精神资源 不够支持形成新的动力；独立文化人必须在现实中找到新的依托，在精神 上获得更有超越性的资源，与体制的抗争才能是有效的，有建设性的。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双重的：政治权力的迫害和限制以更复杂精致、但 更严酷有效的方式压制生发於民间的文化生机和独立的人格发展，金钱和 资本快速地侵蚀一切产生了新的压力，二者还有协同封杀坚守良知的独立 文化人的效果。政治权力与金钱资本各自有独立的运行规则逻辑，自由良 知也有自己的规则逻辑。怎样在抵抗政治权力迫害的同时，学会在市场条 件下的有效生存，寻求一条坚守独立自由良知的途径，既能生存、又可以 影响民众、社会和环境，是严峻的挑战。 　　在解决这类问题时，我深感，现有精神资源明显不足，作为现行体制 的反抗者，我们有可能期待新的精神资源的开辟给我们带来现实的力量吗 ？ ～～～～～～～～～～～～～～～～～～～～～～～～～～～～～～～～ 谁制造了农民的苦难？──脱贫与致富的悖谬 康正果 小引：向普通读者说“叁农” 去冬以来，报刊网站上常读到叁农问题的文章，友人周剑岐与我多次 谈及此一话题。我因有过农村落户经验，提及叁农，有感于心而一时难以 诉诸口者甚多，踌躇旬月，欲言又止者再三焉。周君因促我全面研读相关 文字，写一篇面向普通读者的文章。周君持论冷峻，深思明辨，常发人之 所未发，交谈中使我获益尤深。此文之写成，实我与周君学问砥砺，思想 互动之成果也。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国内外朋友每听我提及“三农”一词 ，多有不知我所云的反应，故不避繁冗浅露，在以下的讨论中，就先从该 词的提出谈起。 一、从官语到热门话题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一词本为中共官方用语，常见于各级 政府的文件，也常传于干部们人云亦云之口。像很多行政套语一样，其作 用不过给相关的政策法令乾巴巴贴上个归类的标签而已。长期以来，这标 签一直都向下面和外界显示出党和政府对农业的重视，对农民疾苦的关怀 ，以及党的农村工作中不可否认的重大成就。当然，所有这些表面文章的 效果早已是党和政府很久以前良好的自我感觉。近些年来，风衰俗怨，三 农方面出了成堆的问题，且越来越多地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上访的成群 结队，暴力抗议事件接二连三，官员们实在担心乱了求稳定的大局，这才 从他们口中不安地冒出了三农问题之说，而随後，报刊网站上就出现了日 趋激烈的相关论坛。 “三农”这一标签於是从过去的封条式官语变成了今日公众群策群论 的话题。其中有激起社会公愤的记者报导，有触目惊心的实地调查，还有 个别普通农民网上跟贴上去的怨诉，更有乡镇干部站出来为民请命的呼喊 ……所有的事实都让听惯了官方套语的公众感到失望和吃惊，原来这个靠 农民运动起家，且自称是为贫苦农民谋福利的执政党一直都在坑害农民， 原来立法中声称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中国打一开始就把农民压在最底层 ！那麽农民到底是怎样失去了原先属於他们的土地的？为什麽占全国人口 四分之三的农村居民一直要受户口隔离制度的管制？政府既然明知农民的 收入微薄之极，何以至今仍未对他们减免高额的税费征收？农民都被剥夺 了哪些社会保障？而同时他们又遭受了哪些严苛的行政束缚？在网上的中 国农奴控诉论坛中，诸如此类的问题真是多得在此不胜枚举，你若拉出其 中的任何一个事例叫那些还记得土改中诉苦大会情景的人看一眼，其悲惨 的情节都足以使他们生出时间倒流的感觉来。当年曾以自家成份为荣的贫 下中农们恐怕一时还难以想通，这改革开放的好年头何以无端罩上了如此 浓重的旧社会阴影？受过党的阶级教育的几代人自然不难从中看出他们熟 知的社会不平现象，特别是读了乡党委书记李昌平那本名叫《我向总理说 实话》的书，读到书中村民弃田成群外流和留在村里的老人都说这世道再 没有什麽活头的叙述，义愤填膺者想必都由不得要慨叹起“吃二遍苦、受 二茬罪”那句老话了。 寻找深远的祸根 中国农村到底都出了什麽问题？有人把种种不良现象简单地归罪于腐 败--由官员的腐败到制度的腐败。有人则认为中央的政策倒不错，错的是 下边的干部没能贯彻好。或期待臃肿的县乡级机构主动裁员，或面对联产 承包制的困境怀念起集体耕作的好处。三农问题形同一团乱麻，只是就事 论事地评说是非，很难把问题全部说清楚，因为并非实行了土地承包政策 以後才出了这三农问题。手头有一本1999年厦门大学出版社所出的新书， 题为《毛泽东农民观透视》。让我感到十分惊讶的是，时至今日，该书从 头到尾仍对毛在农村工作方面的种种言论和作为满口的赞赏。显然，按照 官方的论调，包括很多普通中国人模糊的认识，像土改和合作化那样的运 动似乎仍然属於伟大的革命实验，即使其执行过程中有所偏差，也都已划 入保险柜似的括号，可以封起来存而不论了。但也有众多的论著突破了这 样的设限，如白沙洲散见于网上和报刊上的系列文章所作的历史性揭示， 曹锦清等人在他们合著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一书详实的记 录中所指点出来的清晰脉络，全都让我们看到，今日的三农问题不只是孤 立地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问题，而是历次运动和共产党整个农村工作 留下的後遗症，甚至可以说是百年来中国激进的土地改革思潮闹腾出来的 总报应。应该把它置于中国土地制度变迁史的背景中，特别是中共创立至 今各阶段农村工作路线的参照中作一认真的梳理和检讨。本文的探源就是 尝试追寻那被掩埋的踪迹，触摸其祸根，揭示其症结，为澄清当前三农问 题的前因後果勾画出一个可供参照的历史坐标来。 二、阶级斗争论的历史谬说 农民靠土地务农，农业需通过合理而有利的使用土地以求得发展，因 此土地是一切的基础，要谈论三农问题，首先得从土地制度谈起。 国内的历史教科书向来偏重阶级斗争史观的建构，在关於历代土地问 题的叙述上多强调兼并土地的大地主与广大农民之间的敌对和矛盾。历史 课堂上灌输给学生的往往是这样一幅图景：每到了王朝的末年，所谓“富 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情况便逼得广大农民造起了反。一场农 民起义战争过去後，很多地主在战乱中灭亡，其产业遭到破坏，遂留下大 量可供分配的空地。新王朝在建立之初吸取前朝的教训，一开始总要向农 民实行让步政策，重新分配土地给农民耕种，社会经济从而得到发展。但 因为封建王朝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权，承平日久，地主的兼并势必又 趋严重，失去土地的农民随之增多，於是再起战乱。剥削造成了贫穷，穷 极导致造反，历史便在这一贫困经济的怪圈内恶性循环，只有农民战争将 社会向前缓慢地推动。这大约就是非专业的普通历史课堂上灌输给学生的 历史概况，至少我这一代人小时候学的都是这一套。它无非要让我们记住 这几条：其一，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其二，消灭地 主是解决冲突和消除剥削压迫唯一有效的办法。其三，实现均田是劳动人 民的社会理想，也是全体农民脱贫致富的基础。 这种迎合现实政治需要的历史观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真实。纵观中国 历代各朝，出於充实赋税和稳定社会的考虑，对豪强的兼并土地，朝廷均 持限制和阻止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说，朝廷与大地主的利害冲突其实更 甚于千万个小农户。土地兼并的实质是，国家实行了累退税制，官员又有 免税的特权，小户贫者耕地无利可图，因负担不起才弃田逃入大户富室以 求庇护，从而摆脱官府的赋税。国家因此流失了大量提供赋税的人丁，自 然国家在政策上要反对兼并。至於均田制，也并非後来的土地平分论者设 想的那麽理想。其实历史上曾实行过的均田制乃是大乱后土地荒芜，人丁 锐减的情况下，朝廷强迫推行的一种经济恢复政策。与其说那是朝廷对人 民的恩赐，不如说是国家为生息人口而派给受田者的负担，因为其论口授 田的分配方案完全建立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有趣的是，这一束缚耕者为 国家种地的办法正与今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形成了前呼後应的对比，制度 的戏仿不能不令人遐思中共改革中的历史返祖现象。然而随着人口的不断 增加，不再受还的私田逐渐增多，必须受还的公地相应减少，多次划分後 ，耕地日益变成份散的小块，私有土地随之扩大起来，均田制终趋於破坏 。不管怎麽说，国家的需要始终是个无底洞，官府无尽的诛求必导致生产 的破坏。 租佃制及中国农业的困境 但总的来说，唐宋以降，大地主的土地拥有量一直都在下降，无地农 户也随之同步减少，据各方面的统计，截止二十世纪初，全国百分之七十 左右的农田都由业主自耕。可见农业的严重问题主要不在於地权的高度集 中，而在於地少人多，资源匮乏，特别是小农户众多，土地在细密的耕作 过程中被分得七零八碎，致使亩产量无法大幅度提高。据赵冈等人的研究 ，规模经营的庄园农业自宋以後即无利可图，地主因此转而出租土地给佃 农耕种。不惟无地者租佃，少地者或虽有地却家中富于劳力者也需求租佃 。农村的剩馀劳力太多，租佃者宁愿交纳重租也不放弃多种庄稼多收获的 机会。五四以来的革命话语始终强调租佃制的剥削因素，包括我个人在内 ，几乎所有按照教科书的灌输来想象历史的人，可以说对地主剥削农民的 罪恶全都铭心刻骨而又深恶痛绝。我们的历史意识本能地仇视富人，谈起 了旧时代农民的贫困，大都会不假思索地把它归罪于地主剥削的结果。但 如果我们能搁置成见，屏弃熏染已久的义愤，去实际地考察历代的土地制 度，我们也许会认识到，在整个社会无法给剩馀劳力提供出路的情况下， 正由於租佃制给需要租地的农户制造了耕田而食的机会，因而才逐渐发展 成一种普遍适用的生产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初步总结说，中国历代土地制 度的变化均因经济因素的影响自然而发生，并非人为的政治制度硬行设计 的结果。其中人口的不断增长，始终都是最主要的动力。在生产力落後的 古代社会中，用垦荒和提高亩产量的方式发展农业都极有限度，且受到技 术、资金的极大限制。除非降低人口出生率，或把过剩的劳力全转入非农 业生产，均田或抑制兼并的措施都不足以彻底解决缺少耕地的严重问题。 而要把过剩的劳力转入非农业生产，只有发展了工商经济，使地主士绅有 条件集中土地投资工商业，建立城乡经济的交流，才可能逐步实现。可惜 历朝政府多重农抑商，视经商为末，以“末”而致富者尚多有广治田产以 “本”守之的现象，不要说地主把地产转换成商业投资者缺乏条件，就连 有限的工商利润都常常变成地产凝冻在乡下，为租佃制的扩展增强了惯性 。我们常说的落後的小农经营便由此长期凝滞下来，形成了前现代中国经 济结构的瓶颈。这也与国家的鼓励有关，国家只知道用“轻赋薄徭”的政 策抓住广大的农户以扩大赋税的征收面，无形中促成了人口的增多和耕地 的分散。但脆弱的小农经济绝不可能满足朝廷不断增加的财政需求，而政 府又无法通过发展工商业开通财源，结果随着农户负担不断增加，一碰到 大范围的天灾人祸，或外患频仍，便加剧农村经济的崩溃，最後酿成大规 模的动乱。民普遍穷，国也富不起来，种种社会问题相滋长，使地少人多 的固有矛盾更加恶化，这就是进入民国後，中国社会从历史上承袭下来的 农村问题。因此我们在谈论中共的农民运动及其土地革命之前，必须确定 一个符合历史实际的出发点，那就是：生产力的落後既不该简单地归罪于 地主的剥削，穷人的脱贫更不应该靠破坏生产的打劫富人以得到暂时的缓 解。想当初那麽多志在救亡的读书人都喜欢谈论如何向列强学习制造坚船 利炮的技术，却很少见有人留心研究人家如何走向富强的经历。因此中国 革命的根本不幸在於，革命者并没有弄清中国贫弱的真正原因，就在二十 世纪初那个历史全面失序的错乱年代，无端煽动起农村中部份仇视富人的 贫困户拿地主士绅开了刀。 三、孙中山的土改构想 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时，他和他的国民 党人还抽不出手来全盘考虑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细节问题。国民政 府固然建立了，但到手的政权差不多是个空架子，财政收入没有着落，军 队尚待组建，面对列强和军阀割据的干扰，国民党只有向可能得到支持的 方面靠拢，借助国际和国内可与合作的力量以求自身的发展，由此孙中山 才提出了联俄、容共和扶助工农的政策。联俄的实质是接受苏联的援助和 采纳那些派来的布尔什维克顾问所给的建议。容共的作法是出於国民党左 派人士的偏好，在自己的党内培植一股更容易联系工农大众和谈论马列主 义革命理论的力量，以期建立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一战线。国民党内 部的革命思潮因而在这一特殊时期趋於特别的激进，几于同容入的共产党 同声相应，一个鼻孔出气。从某种程度上说，共产党早期的扩大影响及逐 渐得势，多半都是北伐前的国民党不得已亲近了苏联，且急于从工农中动 员革命力量的选择中一手促成的。而由此也就激化了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 势力的冲突。 但需要澄清的是，就孙中山本人的态度而言，联俄、容共并不意味着 认同马列主义及其阶级斗争的路线。他明确指出，“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 所有的心得，只是见到社会进化的毛病，没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所以马 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因此， 孙中山从来都不主张用苏俄的暴力革命方式解决中国的问题，他常说中国 人只是大贫与小贫之分，并精辟地点出中国的问题“是患贫，不是患不均 ”。显然，中国的改造在於如何有步骤地脱贫，而非重复历代农民造反过 程中那种打富济贫的掠夺行径。按照中山路线的构想，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乃是在大局稳定後，与振兴资本等国计民生整体上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和 平实现的。他明确反对“夺富人之田为己有”的强暴方式，他进而指出， 由国家收买全国土地，也“恐无此等力量”，所以“最善者莫如完地价税 一法”。归纳起来，其程序即是：规定地价，照价收税，然後照价收买和 涨价归公。可惜这一切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孙中山便遽尔病逝。而在他逝 後不久，国民党在当时的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急剧左倾，党内激进的革命 论调一时达到顶峰，其中制造声势，鼓动社会，搞得轰轰烈烈的，首为南 方那些人多地少地区的农民运动。 《中国农民》及早期农运的激进思潮 我从学校图书馆的书库中翻出了几本《中国农民》月刊，这些发黄的 旧杂志出版于民国十五年（1926）春夏之间。编印者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农民部，撰稿者中既有毛泽东、彭湃等共产党员，也有陈公博、 廖仲恺等国民党左倾人士。我翻了翻那上面的文章、决议、宣言、报告， 封内的照片及末尾所附各地农运的通讯，其语调、氛围、表达方式，激越 的程度，多少让我联想到今日网上的三农论坛或《北京之春》等民运刊物 那种制造声势以激发公众情绪的话语。历史竟是如此讽刺，近百年之前闹 腾过的土地权及农民的贫穷和受剥削问题，如今又以新的表现形式复出， 转思中共当局在目前改革道路上剜肉补疮的被动抉择，真令人不胜世事颠 倒而革命事业苍黄反复之感。 《中国农民》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在广东创办的时候，广东以外尚 在各地军阀控制之内。那时正当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初，五四运动 後，西潮乍涌，包括马列主义在内的各种激进思潮使年轻的知识分子一时 头脑发热，纷纷从中寻求救国之途。其中的狂热者读了几本翻译的新东西 ，未必对他们想要拿来的主义有全面的了解，便在爱国热情和社会正义感 的驱使下宣扬起他们并不知道会产生什麽後果的革命理论。中国在对外事 务上接二连三的屈辱使社会上积压的种种不满应机而起，列强对中国的欺 凌在某种程度上为革命的紧迫性制造了一个假像，而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 这个众怒难犯的火山口便为乌七八糟的仇恨情绪提供了喷发的大信道。然 而帝国主义这一过於宽泛的大靶子毕竟远而且虚，需要树立一个可以切实 打击的对象，才便於及时而有效地唤起民众的仇恨，增强鼓动者的狂热， 从而造成革命的声势。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家，除了地主，再也找不出其它 更有钱的人可充当冤家对头，於是地主就被划归帝国主义、军阀一方，成 了革命者眼中的敌人。其实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的徵粮派款，同样也有 损富裕农户的利益。有钱人和穷人都一样经受〖兵荒马乱的苦难，把地主 作为一个阶级统统推到敌人一方，这从来都不是孙中山的立场。 根据费孝通的调查，地租自古都很沉重，农民只靠种地，从来都不够 吃穿，之所以平日犹可维持温饱，多因农业劳动一年中闲余时间甚多，农 民大都兼营其它副业以补充农耕不足的缘故。至少就费孝通着重考察的南 方农村而言，其乡村经济是靠农工混合维持下来的。但军阀混战的乱世破 坏了乡土工业，洋货的涌入更冲击了乡镇的土产加工业。用费孝通的话来 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只无情的魔手加剧了农村的凋敝。这样看来， 中国农村当时的严重问题乃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在不得不转向现代工业社 会的关口上遇到了转型的麻烦，不只农民深受其苦，地主阶层也度日惟艰 。正因为情况如此复杂，孙中山深知贫穷乃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综合病症 ，所以他才把土地改革置入振兴资本等一系列国计民生问题的全盘考虑之 下，而没有打算孤立地从平均地权方面粗暴下手。 始作俑者毛泽东 然而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似乎一睁开眼就只看见农民问题和地主的剥削 ，且把地主与资本家胡拉乱扯在一起，在其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 析》一文中，竟不厌其烦地把全中国的国民划分成那麽多阶层，并逐个按 革命的敌友给予排队，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他煽动穷人仇恨富人，力图组织 贫雇农打倒地富的武装革命方向。历史的阴差阳错使毛在农民战争上侥幸 得了胜，胜利者从此无人敢於谴责，所以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 样毫无远大眼光，拿初学的阶级斗争理论乱套中国现实的文章，至今仍无 人针对其左派幼稚病加上讨伐檄文腔的满篇胡说作出应有的批判。该文中 敌我划分的标准完全根据财产的有无和贫富的程度，特别像“土豪劣绅” 之类在当时最能喂养革命者正义感的用语，便属於海耶克所谓“毒化了的 语言”。这是一种预制的大帽子，已经作出结论的标签，指称的引爆装置 ，只要经过一呼百应的传播，它便把农民与地主的敌我关系（实际的情况 并非那样一刀切的阵线分明），打土豪分田地的快意感，以及建立苏维埃 政权等一系列革命的预设塞给了众多的接受者。中国的土地改革整个的不 幸即起于此类毒化语言的煽动传播。这些污水名词不只泼脏了要打的对头 ，也引爆了接受者的仇恨，煽起了每一个介入者的野心。 1926年春夏之际，国共两党在广州的激进农民运动大合唱不久即随形 势的变化而告一段落。对国民党来说，那只是一时的鼓噪，为国民革命军 造了势，从农民中吸收了众多的成员而已。国民政府很快把重点转向城市 ，特别是沿海的工商业城市，在北伐胜利後立即采取了关税自主，裁撤厘 金，发行公债，改组银行等有利於振兴资本的财政措施。但对於分别控制 在地方势力手下的广大农村，国民党鞭长莫及，其农村建设方案可实施的 范围自然极其有限，这就给中共早期开展农民运动留下了宽松的空间。对 中共来说，毛所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则培养了不少从事农运的干部，为 後来在农村搞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行动输送了一大批宣传鼓动人员。在1927 年中共五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武装农民的提议仍遭到否决。毛反对大会 把“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定为地主的标准，他嫌这一标准圈定的打 倒对象太少，不能满足贫雇农分地的需求。但大会并没有理会他的异议， 最终也未能就农民运动的议题形成纲领，仅任毛为全国农民协会会长。不 久毛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在其自拟的五点纲领中即加了这麽一条 ：“除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 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到建立苏维埃政府，直至红军全部撤退 北上，关於这一段农运及土地革命的情况，在官方的中共党史中，除检讨 与毛对立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所执行的错误路线以外，重点突出的始终是毛 泽东正确路线的革命业绩。幸亏有个日後脱离了红军的参与者著书详述了 他当时亲眼目睹的事实，其被掩盖许久的阴暗面才得以昭示後世，为我们 认识中共土地革命的本质提供了充份的根据。 苏区土改是暴力掠夺之源 此人名叫龚楚，一度也升到红军的领导核心，只因其知识分子的修养 和温和的天性，弄得他在中共高层中渐受到猜忌，最後他对所谓的革命彻 底失望，遂逃离红军，多年之後写了一本名叫《我与红军》的回忆录。此 书因暴露了国共两方面的不少底细，其流通显然在两岸均受到抑制，所以 五十年代初在香港出版後至今鲜为世人所知，但就其叙述笔调的平实和恳 切来看，大体上应属於实录信史。作者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信息。首先，全面打击地主的政策促成了地主与红军的敌对。红军来了农 会整地主，红军撤走国军来了，地主又实行报复。随後农会再加倍报复， 迭相报复，形成惨烈的屠杀，致使本来准备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军官转而 与其为敌，甚至因伤害了个别红军将领的家属，迫使这些人愤然叛逃到敌 方。这一点实为国共两党由摩擦决裂到互相残杀的重大起因，乡间的贫富 冲突遂不幸被人为地演成两党对抗的僵局。实际地看，乡村里由贫富差别 滋生的恩怨情绪本谈不上什麽重大的社会矛盾，它应该通过社会的渐进改 革逐步得到消除，而不应被煽动起来，在个别人的操作下膨胀为壮大其所 属党派的动力。可惜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只见苏俄布尔什维克靠阶级斗争取 得了胜利，便盲目照搬，企图带领穷人由此脱贫，且唯莫斯科之命是从。 从《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一文可明显看出，毛泽东本来就为运动中的 痞子行为拍手叫好，余英时说他“确是继承了‘打天下的光棍’的中国传 统”，可谓点出了毛泽东其人的本质特徵。需要补充指出，毛的本性中另 具有一种极端不近人情的倾向，很难用邪恶之类的空泛指斥来概括他的这 一特徵，它更像是有几分痴呆症因素的冷漠，是对罪行、残酷和生命受到 伤害无动于衷的顽冥。正是这种不少粗鄙的村民多有的麻木不仁，使毛对 乡间的恶作剧行为持见多不怪的态度，甚或不负责任地挑动其胡闹下去而 竟不以为非。因此，毛及其中共高层人士在运动中重用，乃至纵容一些粗 鄙蛮横者为所欲为，藉以造成群众运动所需要的破坏效果，便丝毫不足为 奇了。龚楚以他个人的见证反复描述了这一流民风气的危害性，这又是中 共农民运动的另一个特征。以下是龚楚的描述： 由於共产党缺乏正确的领导，农民运动多操纵在地方上游手好闲的流 氓地痞手上，造成劫掠式与报复式的无纪律无原则的行动。以致在暴动过 程中，不但没收土地与财物，还要掳人勒索，焚烧屋宇，甚至屠杀豪绅地 主和富裕的人民…… 第一：他们过去或者受过善良的人们的厌恶及歧视，现在便利用“翻 身”的机会，吹毛求疵来报怨泄愤。第二：他们过去穷困久了，打土豪是 唯一的发财机会，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所以在打完土豪之後，又将 富农称为地主，中农升为富农，极尽其敲诈勒索的手段。第三：他们现在 有钱有势，便借着“男女平等”的口号，以提倡妇女参加革命工作为手段 ，将农村中年轻美貌的女郎任意凌辱与玩弄，如果她们反抗，便用种种罪 名，加以迫害，许多农村女子便在这种淫威下横受蹂躏，而一些坚贞不屈 的便牺牲了性命。 龚楚还告诉我们，打土豪分田地中心的经济目的是充实红军的钱粮。 他说：“在发动民众打土豪中，除分发一部份没收豪绅地主所得的衣物粮 食给予民众外，其馀的主要的粮食--谷米，运往宁冈，作为储备的军粮。 ”分田地给农民的目的当然是取粮于民。又如龚楚所说：“中共除了在苏 区内征收土地税外，并运用统治人民的粮食，廉价收买粮食的办法。在苏 区内的人民，每人只限每月存谷二十斤，平均每人每日约有米八两，其馀 就是馀粮，须由政府定价收购。还要运用劳军、献金、献粮各种手段来搜 刮人民的全部所有。这就是他们在苏区内解决军粮的主要方法。”就连为 红军大唱赞歌的斯诺，听了红军在苏区反围剿的艰苦经历後，揆之情理， 也对他们的补给问题生过疑窦，但面对斯诺的追问，毛泽东他们却一再否 认，闭口不提龚楚所说的事实。难道天上给红军掉过馅饼不成？所以斯诺 仍然推测说：“尽管红军否认，但我怀疑对农民想必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剥 削。”由此可见，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一穷人的盛大节日景象背後，所掩盖 的正是革命行动的某些准土匪手段。 又杀牛又挤牛奶 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最终破坏了苏区的经济，龚楚逃离苏区的时候， 目睹一路上遍地疮痍的景象，他觉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幸存者及其身外的 废屋荒野全都厌倦了运动和战争。但红军毕竟通过农民运动壮大起来了。 那些运动中大施了暴力以及抢了钱财的农民自然要跟上红军一起北上，可 见鼓动农民结冤仇欠血债本身就有断其後路，裹胁他们入伍的後果。难怪 龚楚个人看不下去的暴行始终在红军中未受到制止。即使我们不能臆度说 那些操控暴力运作的核心人物确实居心叵测，故意让手下的人搞得不可收 拾後跟他们亡命而去，但面对北上长征约十万红军的数字，谁又能断然否 定其中的很多战士不是叫自己人逼上梁山的。凡是读过王学泰《游民文化 与中国社会》一书的人，若还记得书中所述江湖游民拉人入伙的残忍手段 ，则不难看出中共在农民运动中种种操作的行为模式及此一亚文化从古到 今的师承关系了。土地改革本为实现社会公正，应让所有的农户都走向致 富之途。然而中共在苏区的所做所为证明，革命的理想只是说起来激动人 心，怀抱革命理想的共产党人一旦把党派的或个人的权力看得高于一切， 那些受他们口头上无比同情的农民便降为他们用以实现其革命野心的工具 。红军最终通过土地革命掠夺了苏区的人民，不管是地富，还是贫雇农， 都为红军队伍的幸存和壮大付出了血的代价。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说 ，中共的农村政策最初即有十足的掠夺性和残暴性，无论从地主手中夺粮 ，还是让分了田的穷人纳粮，农民群体均被作为客体利用。保革命的队伍 ，其中心在於保党，保来保去，最终保的还是党中央。 这种露骨的榨取後来在抗日战争中给八路军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防 止竭泽而渔的恶果，中央不得不奉行比较温和的政策。於是，他们断然放 弃了从前在苏区那种“地主不分田”和“富农分坏田”的极左作法，改没 收土地为减租减息。聂荣臻在宣讲新政策时曾有一段苦口婆心的比喻，他 把地主比为奶牛，他说分光地主的财产好比杀了牛吃肉，大吃一顿後便再 没有什麽可吃。保留地主的部份利益好比挤牛奶：“今天挤一点，明天挤 一点，贫苦农民生活可以得到改善，农民高兴，地主、富农也可以接受。 ”聂荣臻的比喻既风趣又露骨，他那冷血的口气再明显不过地让我们看到 ，中共及其军队为了幸存而榨取其所需的手段是根本不顾农民的经济权益 ，甚至不把他们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看待的，这才是真正的剥削，而所剥 削的对象几乎没有什麽地富与贫雇农之分。 然而，党在利用农民所谓革命热情的同时也引发和激化了他们固有的 暴民倾向。党的成员大多数来自农民，党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个农民党 ，党在鼓动和榨取农民的同时也纵任了农民，致使农民的劣根性在一定的 程度上化入了党性。党运动了群众，便不可能不受到群众中暴力平均主义 冲动的牵制，这就是自农民运动发动以来，从决策到具体执行总是容易向 极左偏斜的主要原因。等放任下边搞过了头，把事情弄得适得其反，不得 不反一下左倾冒进的时候，也都不过搞些修补，作点缓冲的姿态而已。因 为要继续向前猛冲狠打，靠的还是过火行为；因为阶级斗争本身是以破坏 为任务的，是只能在把顺民激成暴民的过程中发挥其革命作用的。 四、翻身与恶力的召唤 土地革命孵化出红军，壮大了八路，进而在与国民党最後的决战中为 解放军动员了更多的人力物力。成汉昌指出，“据统计，在解放战争时期 ，二百六十多万翻身农民参加人民解放军，保证了解放军源源不断的兵员 补充。”“广大翻身农民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宁愿自己节衣缩食，千方 百计筹集大批粮食、被服鞋袜和其它各种物资支持前线。”这些补充兵力 的命运如何呢？据一个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向审问他的黄仁宇透露，林彪在 四平所施的”人海战术”就是派老兵在後面端着枪，硬逼着成千万老实的 翻身农民新兵冲上去送死打胜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解放战争，主要 是靠了完成土地改革的解放区的一亿六千万人民打胜的。就只为分了人家 的那几亩地，不知道多少翻身农民都如同林彪部队中的炮灰那样绝望地冲 上去，为国共的争雄而付出了惨重的牺牲。截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 共除了在局部农村搞了些养活他们自己的土地改革，就再谈不上有什麽值 得一提的革命事业，更谈不上为所谓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建立有什麽贡献 了。也正因为土改是他们建军的理由和赖以幸存的保障，对中共来说，在 全国范围内实行土改就有了树立其政权合法性和赢得民心的伟大意义。 然而中共所推行的土改并非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统一要求，也很难说 是每一个中共高层领导从心里通过的决议。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即出身地主 家庭，有些人的家庭在土改中甚至受到了冲击，甚至像赵紫阳这样的中共 高级干部，其父亲在土改中也遭到了杀害。不是不存在另一种土改方式的 可能及其选择，而是个人在大势所趋下昏了头，即使有个别的清醒者，不 是因异议而受到了清洗，就是明哲保身而随了大流。人发动了运动，但运 动也激流般将人卷入。穷人对富人的仇恨一旦被全面激起，连干部个人的 良知和人性都免不了在所谓革命的考验前向人心的阴暗面和暴民的盲动屈 服。召唤恶力者往往就有让其所召之恶力牵着鼻子走的时候。“阶级立场 ”或“执行正确路线”之类的紧箍咒现在成了外在於全体革命成员的恐怖 口令，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人人在运动的风头上都不得不屈从一股 子似乎是千百年淤积的戾气所勃发的施虐冲动。尽管土改政策中明文规定 禁止滥施暴力，但种种扩大打击面和人身伤害的事件从来也没有断绝。上 层对於基层，似乎多持一种先是放宽其过火行动，等太过火了又出来讲政 策，充好人的态度。这种先放手搞一阵，然後再加以约束的作法几乎普遍 实施于此後所有的运动：高层人士们知道，等要整的已整得差不多了，这 时候煞一下车正好合适。群众既出够了气，发足了狂，该趁势打倒的也都 趁势打倒，做一番尸体整容的工作，实为必要的收场程序。 地主做了沈默的羔羊 长期以来，外界对中共错误路线的追究多从反右开始，只是近几年来 ，才陆续有人撰文清算土改时期的暴行，越来越多的读者才开始了解到广 大农户土改时期在人身和生命上蒙受的巨大伤害。曹锦清在浙北的调查告 诉我们，仅一个H县斗争的恶霸地主及反革命分子便达808人之多，“其中 被判处死刑而就地枪决者355人，判处死缓者21人，无期徒刑者52人，有期 徒刑者180人，另有200人交当地群众管制劳动。”白沙洲搜集的资料则让 我们看到，土改中受害的地主既有被活活打死的，也有被逼自杀的，甚至 有些地方按上面下达的指针杀人。一个土改曾担任乡土改队副队长的当事 者说：“那时，上头一层层开放杀地主的绿灯，各乡、各村的土改队长、 组长，便都照看去做，生怕完不成杀人定额，犯右倾的，被处份。”据白 收集的资料，仅在土改中，估计的杀人数字约在一百万至四百万之多。如 果说在1949以前掠夺及滥杀富裕农户，还可以归罪为战时危急存亡情况下 的特殊手段，其斗争的残酷性是与国军围剿的灭绝性相互作用的。但在已 取得政权後，中共仍挑起大部份农户死整少部份农户，则这样凶恶地运动 群众，便属於政策性的煽动仇恨，报复行为的全面政治化，纯粹是藉满足 民众的嗜暴欲以赢得更多拥护的群众暴政了。 恶因真能结出善果吗？ 黄仁宇的看法很有代表性，因为他并没有站在共产党或国民党的政治 立场上说话，且本人远离中国，也完全了解中共的暴力运作及其巨大的破 坏後果。然而对这位善於理性思考问题的学者来说，暴行一旦属群体所为 ，且在历史的动力下发生“恶因或出善果”的作用，似乎便不可与日常情 况下个别的暴行相提并论。仿佛巨恶元凶恶过了头，反而可获得某种超越 ，可以不受常规道德的约束，只要那恶能发挥黄仁宇所期许的“历史杠杆 作用”，即使整个过程中都利用了“人类的邪恶天性”，它最终也有可能 “打造出理想的社会”来。因此，黄仁宇一方面低调地承认他个人对“阶 级斗争”没有信心，一方面“仍不得不承认中共之土改政策在中国长期革 命之过程中产生了‘杠杆作用’。”首先应该指出，黄仁宇在很大的程度 上也怀有一般知识分子常有的历史义愤，从他书中的议论可以看出，他把 所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封建剥削想象得一团漆黑，把二十世纪前半期中国 农村的落後、凋敝夸大到非彻底砸烂了重造不可的地步。他无端就冒出一 些不负责任的昏话来。比如说，“我从学术研究观点证实，毛泽东的激化 已够格成为重大突破，将文化导向的社会转成可以在经济上管理的社会。 ”黄显然认为，正是完成了土改，共产党才得以实行他一直期盼的“从数 字上管理中国”。因此，“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 施三分之一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 决。”总之，按照黄仁宇的大历史眼光，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乃是中国的命 运，只要完成了转型，我等渺小的个人就无需在人民遭受苦难的枝节问题 上无谓地纠缠，更不该简单化地判定历史人物的罪责。因此，就算毛泽东 及其党人做了恶，他们的罪行也与敌对一方的所作所为相反而相成，双方 各以其完成的不同弧度连缀成远非吾人有限的理解力可得其仿佛的历史曲 线。总之，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历史学家的技艺所在，就是站在类似的 有利时点来进行整体的重新评估。新的视野会让我们以不同角度来审视过 去。”好了，让我们的征引就此打住。面对以上所述无人称的历史动力图 像，历史家似乎只有张口结舌发惊愕的份儿，他可以试着捕捉历史动态所 展现的走势及合力关系，但却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评说具体的功过是非。即 使你明知那是聚九州之铁铸成的大错，但如今都早已是铁定的现实，也就 只有历史地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了。 台湾土改：一个可资对比的参照 然而我在此实无意发那样的历史玄思，本文的探源就是要实打实地追 究罪责与过错。比如说，能不能另作选择，避免掠夺和暴力，以更有利於 发展农业和维护社会生态的方式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改革呢？台湾在五 十年代初成功的土地改革便提供了肯定的答案和有说服力的参照。台湾在 土改前的土地不均及地租之沉重绝不次于大陆，政府判断土地所有者的土 地该不该重新分配的标准也以是否自己耕种为准，而是否分予农户土地也 同样基於该农户是否自力耕种。但台湾当局没有搞群众运动，没有在政治 上打倒地主，而是从三七五减租入手，采取了国家有偿征收（而非没收） 地主的多馀土地，然後放领给贫困农户耕种的和平渐近方式。更重要的是 ，政府实行了“以农业培养工业，由工业扶植农业”的政策，引导地主从 事工商企业，辅导中小地主转业。不只是台湾情况如此，战後的日本土地 问题也极其严峻，地主对佃农所收地租之重甚至更甚于中国。五十年代在 美国占领军的推动下，日本也实行了土改。政府也是把从地主手中征收的 大量土地转放给佃农，使自耕农大量增加，从而消除了战後的社会危机。 台湾和日本都没有用强硬手段彻底消灭租佃制，但由於实行了各项保护自 耕农的措施----如维持农产品的合适价格，鼓励农民合作运销以减少中间 剥削，合作耕种以减低成本，推行农业保险制度，减轻中小自耕农的税捐 负担等--，从而有效地发展了生产力，最终巩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台湾 和日本的成功在於，政府所推行的改革只是为了消除垄断土地以剥削贫苦 农民的不公平社会现象，而非消灭收取合理租金以出租农田的土地所有人 。土改的出发点是平等地权（equal right to land），而非一刀切的均田 --由政府操控的平均分配土地。 穷有穷恶 中共的土改对农村的社会生态造成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毛泽东数十年 前纸上所搞的烦琐分类如今公然在全国付诸实施，曾经在苏区搞过的种种 倒行逆施几乎在全国范围内重演了一番：同为一村的农户，仅仅是多几亩 地或少几亩地，雇没雇过帮工，以及耕地自种还是出租的差别，便由工作 组操起判决的大笔，划分成不同的成份分类登在户藉上，从此这成份即成 为一个人铁定的身份，给该人打上了或荣或辱的标记。在人均土地已经基 本平衡的情况下，依然把从前曾经富裕和贫穷过的两类农户继续人为地对 立起来，把後者对前者的打击完全制度化，以致使一方的寻衅施暴和另一 方的横遭欺压成为村民日常的生活状态。这是几千年来的农村从未有过的 情况。在过份夸大地主阶级的罪行之同时，革命话语恰恰掩盖了贫穷者身 上的某些恶德。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穷人都是受富人剥削和压迫的结果 。龚楚在苏区看到的情况并非个别地方的特例，可以说普遍存在於中国的 任何一个农村：农村中大量的流氓无产者往往就是由於好逸恶劳，不善经 营，沾染恶习，甚或先天痴呆，整体弱智，由负债、破产而落入赤贫的。 穷人并非个个都是无辜的好人，而是善恶混杂，有一定数量的劣质人口掺 在里面的。其实很多本份的贫雇农反而不具备党所期许的阶级觉悟和斗争 勇气，反而是他们这些人说的大实话最能说明从前的“剥削”和後来的得 “翻身”到底是回什麽事情。但每个村大都少不了那麽几个对邻里心怀不 满，嫉妒心强，老盼着占别人便宜，且爱寻衅生事的人物。正是这类人出 於他们好起哄的本性，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扮演了积极分子的角色，在下边 把分财产、斗地主的事搞得过了火。此类人若放在任何讲一点公道和廉耻 的社会中都会受到人群的唾弃，绝无出头猖狂的机会，唯独碰上了那个大 量产生新名词的“解放”初期，他们就仗了贫农的成份，或党员的资格， 再加上运动中突出的表现，遂轻易捞取革命的油水，摇身一变，竟沐猴而 冠地成了基层干部。穷现在成了光荣的根据，政治的资本，富被不加区分 地扣上了剥削的帽子。比如罪过仅次于地主的富农，还有在中共多次变换 的土地政策中险遭打击的中农，都不过因家产较贫农稍富一些，土改後或 遭受压制，或被工作组另眼看待。 剥夺的升级：兼并富农和中农 在西方国家，土地政策属於专门的学问，它不只涉及到地权的分配， 还涉及到增进土地的保养和利用等一系列经济和法律方面的建设性举措。 因此，政府仅仅调整地权以照顾贫困农户，并不等於就一劳永逸解决了他 们脱贫的问题，政府更应该实行各项有利的措施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才 能有效地帮助穷人逐步致富。如上所述，台湾的成功便与这一方面的工作 做得较好有关。 可惜善於搞群众运动的共产党恰恰在统筹经济和技术服务上缺乏能力 。从不少资料可以看出，土改後农业生产并无明显的提高，由於各地的农 业技术服务跟不上去，分得土地的农民不但没完全摆脱贫困，有些方面还 不如土改之前。接着就出现了令政府担忧的两极分化：部份不善经营的贫 农卖了地，富裕农户中出现了兼并土地的的趋势。按照毛泽东所定的调子 ，这叫做走资本主义道路，地主阶级已经打倒，如今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 期，主要的打击对象便转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户。党给贫雇农分土地 既然是为了让他们致富，真不懂毛泽东根据什麽老担忧一部份人变富了再 剥削另一部份人。据说毛怕再次退到土改前的贫富不均，於是他号召建立 合作社阻止富农和中农致富，强迫全体农民走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无法确定当时的两极分化到底普遍和严重到什麽程度，或它是不是一 个真实存在的问题，就算这新出现的分化属於非推广合作化不可的原因之 一，那至少也从反面说明，中共政府所搞的土改并未达到其预期的成果， 用合作化的手段进一步补救土改的不足，正表明平均分配土地并不能解决 由人多地少和剩馀劳力无从转移而造成的贫困问题。 应该如何理解新出现的问题呢？通常的解释是，贫农虽分得了土地， 但因底子太薄，仍远不能与富农和富裕中农相比，因此他们最需要集体互 助。实际的情况是，这些被称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农户更倾 向于通过合作以获得他们自己并不具备的物力和财力，具体地说，即把富 裕农户的骡马、车辆和大型农具都变成社员共有的东西。这就是毛泽东所 谓“穷过渡”，“穷是动力”的出发点和群众基础，怪不得他把革命依靠 的对象只下限到下中农。中央一声令下後之所以能在短期内一哄而上，在 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从初级社而高级社，再跳到人民公 社，显然与较贫的农户中一部份缺乏经营能力或条件的人更喜欢合起来共 他人之产的心理有关。他们似乎并不满足土改的成果，经过了土改，仍有 占百分之五的富农和占百分之三十的中农在土地、工具、资金、人力上都 比贫农优势得多，推动合作化，显然有利於把仍然存在的差别彻底拉平， 这才是毛泽东欣赏的“穷棒子精神”的本质。如果我们能够从这样的唯物 角度透视中共的革命话语，则所谓贫农的入社热潮即可被理解为变相的再 次土改，即通过合作的渠道剥夺富农和中农多于贫农的土地和农具，最终 实现绝对的平均。等到公社化期间，大家都吃起了食堂，连富裕户较好的 家具和炊具都被共了产。现在看来，曾经被指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势力，实际上正是这些富裕农户代表的致富的生产力，正是这样的经济实 力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发展中为地少人多的农村开通一条出路：如让善於种 地的农户经营更多的农田，让有更多资金的农户发展乡镇企业。但是以代 表贫下中农利益自诩的共产党一方面出於意识形态的教条，一方面则由其 极权的本质所决定，不但看不到这一发展方向的优势，反而用“资本主义 ”这个类似于“土豪劣绅”的毒化语言将一切可能尝试的活路完全封死。 最後就只剩下了中共照搬苏联，从上往下硬推行的社会主义道路。那麽贫 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到底是什麽呢？说穿了，不过是损别人的多 馀以补自己不足的狂热，它恰恰属於农村最落後的生产力。可惜合作化一 搞就搞了近三十年，地主早已消灭，勤劳、精明而有发家致富野心的富农 和中农受尽打压，最终被彻底拖垮，致使五十年代初中国农业可向现代化 经营转化的有利基础丧失殆尽。 合作化真正的经济目的是什麽麽？ 实行公社化之後，土改时所划的成份已毫无意义，只剩下把农户分为 不同等级的政治性标志，因为所有的社员都同样失去了原来属於自己的土 地。穷人革富人的命，革到後来，竟革得自己原有的土地连带不久前所分 的土地统统失去所有权，最後害得全中国农民集体当了党和政府的佃农。 这真是一个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翻身果实丢了，丰产田放卫星攀登的共产 天堂落空了，就剩下原来的破木盆真实地梗在饥饿的眼睛前，只配贮存运 动留下的脏水。但对於政府，维持这生产队尚有不少好处，从此以後，公 粮和购粮的征收再无需挨家挨户麻烦地催交，自古以来朝廷或地主最头痛 的问题终於在共产党手中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七十年代我在生产队落户当 社员时亲眼看到：每到麦黄时节，公社和大队的干部便亲自来各队的麦地 里估产，等麦子一上场，根据收成情况确定的公购粮指针随即下达到小队 。我们社员扬了场、晒了麦，还没等给自己分粮，就先按下达指针把新麦 装满麻袋，派劳力装车送到公社粮站交差。经济学家杨小凯说的好：“社 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目的是减少收税的困难。”由此看来，上边一再压〖下 边逼农民合作化，恐怕就不只是为防止贫下中农“吃二遍苦”而着想了， 真正的和首要的目的，显然与当年苏区的情形一样，都是为党和政府更多 、更方便地征购到粮食。 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毛泽东仍然走的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 力的路子，他以为只要走了合作化的道路，就可以达到富民富国的效果。 毛的讲话和文章中常有痴人说梦之言，其反经济的理财论显然说明他当年 热心研读严复那几本西籍中译时根本就没读懂亚当·斯密论国富的着作。 按这位经济家的说法，人民的经济活动是政府成立的目的，政治经济学就 是用政治的方式保证经济的良性运转，用配套的政治为经济服务。然而毛 则要让政治统帅经济，最终把政治经济学搞成了以政治管死经济的歪学。 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中，毛想当然地断言 ：“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一年一年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 料就多了。”毛的期望只实现了一半，众所周知，合作化搞了近三十年， 搞得农村山穷水尽，农民不但一点也没富裕，六十年代初还饿死了两三千 万。但毛所期待的後一个目标却实现得确实不错，据黄仁宇提供的一个统 计数字，中共执政三十年中，政府从农民手中隐蔽捞去的总贡献高达六千 亿以上。国家在实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整个过程中，用曹锦清准确的 概括来说，都是“通过供销社低价收购各种农副产品，确保了城市原料和 城市居民的低价供应，而低价工资和低价工业原料又保证了企业的高利润 和国家的高积累。”国家在城乡经济流通上施加的这一操控，就是与合作 化同步推行的统购统销政策。 合作社的变质 让我们先从“合作社”这一组织的发生谈起。其实早在二十年代南方 闹农民运动时，《中国农民》上所刊的国民党决议就要求组织农民成立合 作社来抵制高利贷和奸商的剥削。曹锦清把由西方引入的合作社办社原则 概括为四条：一为自愿互利，二为平等民主，三为对内服务，对外经营， 四为重视教育，留出专门基金提高社员的文化水平，扶助贫弱者联合对付 富强者。三十年代初，国民党政府为配合救灾和发展农业，曾利用行政力 量推行过农村合作社，在不同的省份内一度发展到相当的规模。曹锦清特 别描述了晏阳初和梁漱溟从教育入手，搞民办合作社的成就。从曹的描述 中可以看出，合作社本来是改造旧农村，组织农民发展生产最切实可行的 选择，它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典型示范，让农民自愿地自下而上地组织 起供销、消费、信贷、生产等合作社，然後逐步形成各类合作社的全国性 组织网络。”如果在五十年代初期，中共政府放手让农民自己自下而上搞 这一形式的合作社组织，国家仅从中提供促使其良性发展的好政策和好环 境，“穷棒子精神”绝不至於泛滥成灾，把农民拖到自己害自己的田地。 但中共政府干任何事都要坚持从上向下强力推行的做法，在处处防范资本 主义自发势力的意识形态作祟下，生动活泼的民办组织很快就被收编为官 办的机构。在1953至1956之间，国家权力直接插手农民自办的供销社之後 ，很快吞并了私商，组成了农村地区垄断市场的国营供销社。新型的“供 销社实质上是国家设在乡村的一个商业机构，其职能是代理国家收购农副 业产品，销售工业产品。”在采用野蛮手段强行徵粮，甚至动用严法酷刑 镇压农民抵制行动的过程中，这一新兴的国营商业单位合法地欺行霸市， 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始积累不知从农民手中做了多少占尽偏宜的生意。起 先，政府说建立供销社是为了杜绝“奸商”从中盘剥，实际上却给国家这 个大地主把全国佃户直接抓到手中提供了方便。一切经济运作都简化为下 达指针和硬派任务，以方物进贡的方式低价收购各具地方特色的土特产， 把农民本可以在自由市场出售的东西全纳入了国营的大算盘。剪刀差由此 而形成。用“工农联盟”来界定这个国家的政体完全是宪法的门面话，工 农联盟的实质是：“通过农村的供销合作社组织而控制城乡的流通渠道， 从而截断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与农村的联系，从经济上逼迫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的同路人--资产阶级接受'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由於 经济领域内不再有任何私人经济活动的空间，农村的生产力水平甚至倒退 到不如1949年以前的地步。这一点从费孝通“重访江村”含蓄的感叹中可 以明显地感觉出来。那时候尚未吃尽苦头的中国人还相信党的许诺，常说 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之类幼稚水平的豪言壮语。毛主席恨 不得把穷人一步带上天堂，他嫌“资本主义道路时间长，且是痛苦的道路 。”为了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党就决定继续牺牲掉农民的利益，拿农业的 粒粒米、缕缕丝给发展中的城市和缺乏基础的工业作长期的输血。 民间社会的彻底破坏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读到新收到的《读书》中几篇谈论三农问题的文 章，我发现国内至今还有些驯良的读书人以“做稳了奴才”的心情怀念毛 泽东时代的生活。在一本题为《高家村》的书中，作者不仅以体谅国家的 口气提到因发展工业而对农民造成的剥夺，并进一步赞赏昔日的政策遗产 ，把八十年代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原因归功于公社化时期的种种贡献。由 此可见持黄仁宇“恶因或出善果”论者还大有人在，因而对此类说法还有 进一步驳斥的必要。在为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一书所写的序言 中，余英时早已针对黄的历史观提过含蓄的异议。余以为，以暴力建立并 永远以暴力维持的所谓“革命社会主义”，绝不可与自然发展起来的资本 主义相提并论，所以他一贯立场坚定地剖析其反文明的本质。他说：“以 暴力革命没收一切私有财产的结果是所有生产资料都控制在一个最具独占 性而且全面专政的'党组织'的手上。这个'党组织'不但是唯一的封建领主 ，并且是唯一的大资本家，由於这个'党组织'垄断了所有的财富和权力， 於是形成了一种只有政府没有社会的局面。”在中国，余特别指出，其结 果是消灭了“民间社会”。如果早期的民办合作社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成功 发展，其存在本身不只有益于小农脱贫，且有助于民间社会的健全成长， 及其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其实国共两党当初的重大分歧即起于对待民间 社会的态度不同：国民党未必即代表所谓“封建地主”的利益，它只是不 赞成把起农民武装起来暴力搞土地革命，而是在相当的程度上维持乡绅治 乡的民间社会。国民党没来得及实施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构想即撤出了大陆 ，但至少从台湾後来的土改可明显看出，正由於国民政府用债券股票收购 了地主的土地发放给耕农，才得以逐步转地主为乡镇企业主，为後来台湾 的经济起飞打下了良好的本土基础。台湾的民间社会不但没有在土改中遭 到破坏，而且为民主政治的建立蓄积了起抗衡作用的地方力量。但大陆的 土改及合作化运动却破坏了这些本来就很薄弱的生机，致使此後新农村建 设的大业走上了完全错误的方向。 在土地私有的旧中国，人不分贫富，至少人人均有人身的自由，连柳 宗元《捕蛇者说》中那个捕蛇专业户交过差都能独处虚室，有其暂享的悠 闲。但在“三级所有”的生产队管制下，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与农民均发生 了质的变化：农村不再是农人生养栖息的乡土环境，它被改造成承担和完 成国家农副产品任务的生产基地。农民则从各自的家庭和乡社中割裂出来 ，成了每天在队长的吆喝下上工下工的社员。那是华夏乡土上从未有过的 生存状况，大约只有在那些反面乌托邦（counter-utopia）的作品中描写 过。他们外出时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流入城市後若受到盘查而无法证明个 人的身份，就形同擅离生产队的逃犯，随时都有被作为盲流关进收容站， 再遣送回原籍的危险。城市不只不容农民迁入，国家还把不愿负担或负担 不起的人口遣散到农村，到生产队分农民的口粮，农村简直成了国家的藏 污纳垢之地。截止七十年代末期，广大的贫下中农过够了翻身的干瘾，也 出尽了革命的虚汗，等到了到处叫嚷着“农业学大寨”的年月，他们的革 命干劲已成强弩之末。他们终於看透了社会主义道路再没有奔头，这才自 发搞起了包产到户。 五、终於允许致富了 我们可以把八十年代初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称为土地公有私用制， 它对原来的土地公有公用制仅做了部份的修改，结果，土地所有权仍高度 集中于国家大地主之手，个体农户虽获得了自主经营的好处，土地的使用 状况却变得空前地分散化了。我们知道，农业的现代化标志是，沟通城乡 的经济交流，改粮食的自耕自食为商品生产。换言之，即收获的庄稼若主 要供自家现吃，而不是全部拿到市场上出售，则亩产量再高也只能解决温 饱，绝谈不上致富。这正是承包制的极限。当初政府之所以允许农户承包 土地并非基於承认合作化的失误，而是生产队的效率实在低下，劳力松懈 ，无人负责，已到了很难混下去的地步，政府不得不采取承包制来暗中修 补合作化破产的局面。当然这也和政府的实利打算有关：生产队征收的手 续虽然简单，但因粮食产量常年上不去，就好比地主向佃户分成收租，国 家纵收走除社员的口粮和生产队留用粮以外的所有收获，但土地总产太少 ，结果国家所得不但难以增多，甚至还有可能递减。承包後国家的所得好 比地主向佃户固定收租，公购粮已按人头摊到了各户的地亩之上，家庭承 包的土地总产减去了固定的公购粮数字，剩下的都是农户自己的所得。两 相比较，自然後者既鼓励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也对保证政府的税收很有 好。 经过了几十年穷折腾，政治对经济的妨害和摧残有目共睹，各级领导 也就不复顾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识形态障碍，在全国推行了土地承包政 策。毛泽东的死毕竟让中共的高层人士松了一口气，邓小平公开承认，搞 了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到头来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胡耀邦也倡议不必再 计较姓社姓资的问题，应该尝试搞市场经济。邓又发出公开的鼓励，允许 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党的最高层终於松了口，这至少说明连他们自己已厌 倦了几十年来领着穷人斗富人的革命壮举。户藉上取消了家庭成份的栏目 ，地富份子的帽子也全部免除，穷斗了三十年之後，脱贫经济学已被实践 证明彻底破产。谢天谢地，共产党终於决定带领农民致富了。 暗修补，不认错 但中共并没有公开认错，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本是一个总结教训， 痛改前非的好机会，然而由“文革”幸存者老人操控的这次会议只是为了 清算文革十年和确认毛泽东的罪责。在《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中，对於前此的所有运动皆文过饰非，空泛地自夸成就，又空泛 地陪衬些不足。这些坐在委员会座位上的高层人士不是不知道他们的过错 ，而是根本没打算认错，甚至死也不会认错。死只是他们之中任一个体的 灭亡，而认错则必导致中共整体的垮台。因为中共的成长历程本身就是不 断犯错，错上加错构成的，承认任何一个错误的环节都可能拉出一连串错- 错-错，且牵扯到活着的负责人来。从根本上说，中共及其军队的产生便是 农运和土改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杂交的孽种，承认农村工作上的错误，就等 於否定了此一孽种出生的必要。所以中央明知道合作化大错特错，却无法 一下子退回单干的状态。就好比脱裤子没脱得下去，只好半提着往前走路 ，从生产队只退到包产到户的政策便存在着如此尴尬的局面。首先，承包 的农户无权出卖或转让所分的责任田，要实行规模经营，或搞地产投资， 便碰到土地所有权这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其次，人多地少的宿疾日益变本 加厉，再加上种田成本逐年提高，农产品价格低迷，农民的税费负担不断 加重，各种土政策反复干扰，个体农户的分散经营硬撑了二十年之久，现 在已露出了难以再撑下去的窘况。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和李昌平《我 向总理说实话》两书向我们揭示的便是这样的困境。 曹锦清与李昌平 曹是个脚踏实地的学者，为了向公众提供一个“从下往上看”的视角 ，他借助基层干部中的私人关系，对河南十数县及其数十个乡镇和行政村 进行了基本上算是保存住“现场”的调查。曹以具体的统计数字让我们看 到小农户种粮食无利可图的普遍事实：“如此低下的农民素质，如此狭小 的经营规模，如此脆弱的家庭组织，要快速提高农民的收入是不可能的。 ……温饱基本解决，发展後劲乏力。”总之，曹总结说，承包制已走到尽 头，一是该考虑如何推行土地私有化，二是得促使部份农民脱离土地向农 业转非农业走了。在长达七百多页的观察与思考中，曹反复强调的就是这 个上面下面都看在眼中，却谁也解决不了的问题。 与曹的冷静旁观不同，身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置身其中，亲手抓地 方工作，每一天都和上下官员打交道，都让父老乡亲的怨诉灌满了耳朵。 农民负担太重，没法子过下去的村民纷纷出外打工，他管辖的村子农田都 大片地抛了荒。於是他提笔向他敬爱的朱熔基总理写信，在信中对总理说 ：“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他认为责任制是束缚生产 力的枷锁，说吃税费的干部多如蝗虫，他特别反映地方上的干部不按中央 的政策办事，希望总理下来看一看，下道命令减免不断增加的税费。到底 是乡党委书记反映的情况，很快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上边派人来调查， 立即惊动了县上市上的领导。结果种种阻拦和遮掩相继展开，李本人在地 方官场招来抱怨，中央似乎对地方的防卫无可奈何，李所反映的问题不但 没得到彻底解决，还新出了几起催交税费欠款逼死人命的案件。他所反映 的上司没被告倒反升了官，他自己则被迫挂冠而去。最为讽刺的是，他也 步了那些他曾阻拦的外出乡亲的後尘，跑到深圳打工糊口去了。 总理不相信眼泪 李不愧为一个眼泪奏折家，他反映了乡亲们含泪的乞求，他声称他流 着泪向总理上书，还说他的文章见报后人读人哭，他的书传到哪儿读者就 哭到哪儿。中国的公众到底受过中共良好的阶级教育，对穷苦人受难的同 情和义愤自然先天地深厚，围绕着李昌平的信和书，一时间俨然形成了悲 哀的大气，社会上纷纷为农民抱起了不平，作者和读者都以为，发往中央 的信必收到九重天上催泪如雨的效果。我承认，李昌平的正直和真诚确实 令人感叹，他的热肠和勇气在党官中尤为难能可贵，但他渲染悲情的方式 和依赖、寄厚望于中央的想法却是可疑的和缺乏实效的。写信和出书至今 时日已久，李昌平如今想必早懂得了经济学的无情：朱总理不相信眼泪， 党中央也不相信眼泪，整个官场和市场都是不相信眼泪的。总理不是不知 道他反映的情况，总理知道的肯定更多、更全面，无奈总理和中央都束手 无策。 这一非感情用事所能缓解的局势，有最近“两会”总结的记者招待会 可作说明。不管朱熔基近年来的表现多麽叫公众失望，他回答记者的几个 问题还是显示了他这个人敢说些实在话的直愣子脾气。他说：1998年至今 ，如果中央没采取积极的财政措施，中国的国民经济就已崩溃。这当然不 是说农业，而是指最令他头痛的国企，是必须“保七”（所谓7%的增长指 数）的挣扎，是他执行的宏观调控如何使尽了手段，是如何拆东补西地要 激活可怕的通货紧缩。总之，这都是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事情，是关乎中 央部委级财政集团能不能维持下去的关键问题，所有这一切涉及党国存亡 的大事，农村那个没底穷坑内传出的呼救声岂能与之相比。朱的潜台词是 ：农业那边根本顾不上了，而且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腾不出手去全力去照 管麻烦的三农。因此，地方上想靠中央拨款是不可能的，即使农村教育的 开支占了税费收入一大半，要想叫国家包下农村的九年义务教育，更不可 能。自然，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继续下跌的趋势也不可避免，中国政府没有 美国政府那麽多的钱扔出去补贴农产品的价格，在朱总理的全盘考虑中， 为了稳住城里的物价，为了收入低下的普通市民吃喝偏宜，农产品的价格 也许还要低压。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0年，四年中，农民减收了一万 六千亿元以上。这就是农民在这次国家宏观调整中所作的牺牲和贡献。” 剥夺还在继续进行，农民怎能不穷！从人口数字上说，农民占整个国民的 主体，如今他们却成了弱势群体。朱总理在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使 用了“弱势群体”这个非官方用语。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定位。就像 美国所说的“少数族群”（minority），该词是意味着少数权益的保护， 也突出了关注少数的姿态，但这样的划分同时还有承认你少数退守在你的 居留地（reservation）或搬不出你的族群聚居圈（ghetto）那样一种听凭 现状维持下去的意思。弱势的农民毕竟弱在他们的农村，只要责任田还能 种下去，且如数纳上百分之五的农业税，按无奈的总理及其政府现在的意 思来看，也只能暂且让他们这样弱下去了。 党国体制涮了农民 记者问总理：“总理最头痛的问题是什麽？”答曰：“农民收入不能 增加。”接着总理又说他对此没有办法，进而肯定地指出：农村收入低落 是长期政策造成的结果，除非调整农业在整体经济中的结构地位，否则是 没法解决的。好了，李昌平同志可以休矣。总理的表态如此明朗，你这爱 民的好书记还能对党中央抱什麽期望！所以，李昌平书中不断重复的一个 信念现在必须纠正过来：他老说中央的政策很好，都怪下面执行坏了。现 在看来并非如此，歪曲的根子本来就出在中央身上。 中央向来站在全民所有制一边，守护在城市利益的防线上。这城乡对 立的权益划分早已从苏区时确定：党中央、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一方为主， 根据地的老百姓一方为辅。延安时期依然。建国後中共把战时的供给制带 入城市，因为要安插大量的转业军人及其家属，因为要把党的领导派进任 何一个从旧政权接手的机构，城市和一切全民所有制单位的成员於是跟上 党政军沾光，被纳入了有一定保障的党国体制。保这一边的利益首先是基 於保党政军的利益，而从此这体制就逐年繁衍，无形膨胀，至今成了改革 的大包袱，乃至经济的大肿瘤。总理及其政府明白，农民即使再有十年或 几十年脱不了贫，继续弱势下去，只要他们能维持温饱，就出不了什麽大 问题。总之，不管你李昌平怎麽说，农民的弱势状况，政府是暂且无法改 变了。但全国的下岗工人若像大庆最近那样大闹起来，社会就要乱套。所 以总理及其政府仍然得全力以赴填塞党国体制内部的大陷裂。过去中共以 穷治党，也以穷治国，穷是一面红旗，拉展了则大红被面一样宽广，可捂 住任何面上的寒伧私处的丑陋。农民虽吃尽了苦，尚有受难的圣像祭在大 家的头上，就算他们都挨苦肉计，也有足够的气氛维护住受苦人的政治虚 荣。现在被面索性袒开，红旗早已落地，在无耻也可能显得诱人的趋富潮 流面前，贫穷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没落。但民众在容忍“富”的问题上尚远 远落後于其成员多优先致了富的共产党。所以，如今最让共产党绞尽脑汁 的是，如何搞数学逆表达式的所有制还原。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并不 是所有的还原都能还到原有的得数上。你家原来的房或地怎麽给你退？公 有的财产如何分开给私人？让谁主持分？拿什麽做公平的标准？这一切全 部乱得一塌糊涂。破坏曾经很残忍，但破坏後企图复原，其扯皮的过程更 充满了不公平的痛苦，且是长期的痛苦。而且在过程中会掺进杂质，等你 还原过来了，谁知会落到什麽样扭曲的地步…… 反读法：江主席“三个代表”新解 中国的不幸在於中共总是做不自然或反自然的事情。过去地主的地分 光了，人也扫地出门管制起来了，根本不存在阶级斗争，却整天闹着搞阶 级斗争，说地主家有变天帐，挖地三尺去寻求。台上那样演是叫人看戏， 看了戏现实中竟照样真做，把恐怖与伤害当戏耍，轰轰烈烈，好不热闹， 意气风发斗了几十年。其实哪里来的阶级敌人，都是贫下中农自己激自己 ，拿着死猫当活老虎围打，直到把大家都整穷。毛泽东太相信社会发展史 中所划的阶段和历程，自以为把资本主义消灭于萌芽状态，就能把穷人带 入共产主义天堂。毛泽东没来及反省自己的愚执就去见了马克思，邓小平 害怕分担毛的罪责，始终不敢点破中国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道路上共产党所 领的弯路、退路和死路。比较起来，还数江泽民比较灵通，他一面硬撑住 现存的台面，尽力维持这後毛邓的僵局，同时试着把党国逃不脱的葬礼做 成借尸还魂的蜕变。比如对他的“三个代表”的提法，我们就不妨来一番 反读，庶几可读出其正面表述背後偷梁换柱的玄讥来。既然说这共产党现 在要“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岂不表明江主席公开宣布，共产党 一直代表的都是落後的生产力和落後的文化！打土豪分田地，掠夺残杀， 那都是学太平天国的做法，无疑属於前现代农民暴动的野蛮手段。现在江 主席终于号召共产党要“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了，如果中共代表过或者 已经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何必还要再行号召？首先，它自然说明中共 从不代表百分之七十农村人口的利益。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想不通的悖谬， 一方面代表了农民落後的生产力和文化，另一方面却不代表全体农民的利 益。五十年来，党只代表党国体制的利益，一个一直代表了落後生产力和 文化的执政党之所以至今还在台上，且还会继续执政下去，就是因为它已 经包养了它的相当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而且这不得不维持下去的体制仍 牵扯到此体制内所有成员的吃饭问题。这里面不只包括党政军、事企业， 就是吃惯了铁饭碗死抓住公家不放手的下岗工人，以及对社会主义优越性 依然留恋的一切体制内在编人员，都与这个党的退却与挣扎形成了一定的 共谋。唯独非城镇户口的前现代农村腹地人口与此关系不大。他们固然多 数穷困，被遗弃在城市的社安保障之外，但他们本来就在底层，相对於城 市，将较少遭受那个正在崩溃的体制内所有人员随时都会碰到的凶险。 中共已将灵魂押给了魔鬼 转向市场经济和进入世贸组织的党国体制犹如浮士德与靡非斯陀搞上 了交易，为开那洋荤，党国体制已将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市场的美妙 及其险恶是市场这把剑的双刃，没有好吃的烤山芋是不烫手的。现在只是 初期的挑战，更大的、更深刻的冲击尚在未来，党国体制的庞然大物已在 一层层剥落，哪一层脆弱哪一层便首当其冲，哪一部份赶不上发展的步伐 ，哪一部份就会从看好转为衰败、现在是工厂，明天就会轮到公司，後天 则为银行，以至文教、科研、卫生，直到党政机关，凡与体制有关者将无 一幸免。在效率、竞争的挑战下，一切都得服从存优汰劣的机制，到那时 候，中央想护也护不住，而且中央本身即是泥菩萨过江。共产党遗误了党 国体制的从业人员，同时也娇惯了寄生在其中的每一个人。现在中共有心 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中共的臣民却或多或少仍难同落後的生产力和 文化脱清干系，其中有些个人，甚至比中共还更落後，正是他们这些人构 成了中共左派势力的群众基础。 如果我们退向十几年或几十年以後，从未来的了望点上拉一个倒计时 的长镜头，那将是这样一种蜕变的场景：从今日的下岗工人开始，十几年 後则轮到下岗教授，几十年後更轮到下岗官员，直到下岗的党委书记以及 政协、人大代表。新兴事物如新建楼群一样矗立起来的同时，种种陈旧的 体制犹如豆腐渣工程一般轰然塌下。红尘阴霾中熹微闪烁，社会的躯体上 有的部份在流脓，有的部份结了痂，有的部份长起了新肉。这是一个新生 与毁灭的大混乱，党不可避免要剥落下去，一切依靠党的势力和个人都要 剥落下去，直到中共层层涂抹包裹自身的杂质废物剥落尽净，全体人民才 有可能自己代表自己的利益。 展望未来的乡绅 没有救星为农民谋幸福，农民必须自助自强。今日受城市歧视的民工 们，甚至受城市凌辱的打工妹们，以及拥挤在浙江村新疆村等等村摆摊设 点的外来户们，所有混杂在城市边缘和乡镇交界灰色地带求生存的二等公 民们，他们之中必产生出取代没落的全民单位人员而入主城市的後起之秀 。总之，与中共既得利益中心愈近者，必被淘汰愈狠，而距离愈远者，反 而愈具备後发的优势。谋生还会更艰难，竞争将逐年激烈，太多的过剩劳 力还会使更多的弱者、劣者变得更贫，但会有日益健全起来的社会保障机 构解决救济的问题。宁可由国家对贫困作特殊处理，也不要大锅饭再混下 去一起吃，继续扩展全面的平庸了。到了那时侯，才有真正意义的老板与 雇员的纠纷，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也才有玩够了阶级斗争的老一代人想 象不到的阶级斗争。会有争权夺利，明枪暗箭，会有你死我活的较量，但 都会为各自的权益据理以争，会建立共同的游戏规则，会借着多样化和多 元化的张力造成社会的活力，最後形成法律和制度，从而维持不断调整的 公正。 那麽对曹锦清、李昌平反复指陈的县乡村镇大小官吏该怎麽说呢？他 们是城市既得利益集团的外围，分享了中央省市财政集团的部份利益，同 时又被指使向其周边所管辖的村民中吸取补给。他们在和平时期还沿用着 红军战时的某些粗暴做法，他们的办公、办事及营生，让人联想到历朝县 衙的官吏和差役。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就是羊毛的捞取人，为完成上边 的指派而捞毛，也为了他们自身的好处而捞毛。土改时他们从积极分子中 提拔上来，公社化期间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後加倍增长。我相信酒席上那 些讽刺腐败的顺口溜多是他们信口编成而随意传出的。比起中央或省市官 员的千万上亿的搞，他们觉得自己捞这麽点好处又算什麽，所以他们在讽 刺那些大巫的同时流露出小巫的艳羡，自嘲的口气中还故意带出占了些偏 宜而沾沾自喜的味道。这就是他们贪馋而难以餍足的嘴脸。曹锦清称他们 为“职权收益者”，他们从各个方面收益，特别从普通农民中办工厂开公 司而发了财的大款手中收得最多。这些与党国体制关系最远的白手起家者 也许是半城半乡开发地带最有经济潜力的人物。尽管他们曾经或正在通过 交结职权收益者以打开权力之门，尽管他们穿行腐败地带的边缘，但他们 与那些寄生在腐败体制中的官吏不同。他们的经营中可能有黑的因素，但 绝不可能没有白的成分，把他们全打入何清涟所说的“地方恶势力”或“ 黑色经济活动”，那未免过於义愤，是既不全面也缺少分析的。这里面肯 定有没被毁灭尽净的地主活力，逐渐复苏的富农、中农精神，还有受了教 训的贫农焕发的生气。在一块如此古老的厚土上，我就不信没有伺机复活 的民间精魂，我们期待由此形成抗党棍地痞化感染的民间力量。等他们有 了钱创成业，他们自然要组织自己的团体和会社，占自己的地盘，去向地 方的人大、政协争自己的地位和权益。对比一下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 成长的历程，英国乡绅入国会而挑战王权的历史，辉格党人（Whig）以带 剑的自由参与立法的事例，就很值得未来的中国乡村实业家感到鼓舞。当 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央到各级官吏自动放权，也不会相信膨胀的机构自我 裁员，但我们相信他们的人员最终会被挤走，权力会被买去，机构会走向 萎缩...这一切均取决于民间社会的茁壮成长。君子道富了，小人自然就会 势消。 走向富善的前景 在传统的中国，人们都相信“富有”和“积善”是同步发生的人的活 动，我们的先王尧就说过“善人是富”这句话。华夏的基本人生价值是嘉 许善人致富，同时鼓励富人行善。那种打着替天行道招牌而自称打富济贫 的，向来都被斥为反社会的行为。它也许济过贫，但从没有根本解决贫困 的问题，更何况大都是抢窃，都是愈益加深社会贫困的破坏力量。中共正 承传了这一流民的反社会言行，且将其破坏力量推向了极致，同时也将富 善相得益彰的传统价值践踏到几于毁灭的地步。现在中共终於认识到带民 致富的紧迫性，但无论是中共本身，还是急于脱贫致富的民众，对於我华 夏厚土民德数千年之崇善根性，全都缺乏应有的体认和追思。这将是未来 致富道路上更大的危机。《周易·系辞》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 盛德。”又曰：“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 ，谓之事业。”必有具此盛德而成此事业之志气，方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和 文化之可能，然後才有条件领导全民实现国人整体的福利。一个高高在上 空喊着要代表这代表那的个人或政党，他或他们只配代表他或他们自己而 已，人民是不需要他或他们代表的，他或他们也确实难以再这样空洞地代 表下去了。 2002年4月21日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