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参考总第2171期(2004.02.11)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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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央对报道禽流感的要求 
 2. 自由亚洲电台：山东异议人士黄金秋被捕
 3. 徐沛：对照清水君，看看自己
 4. 余杰：最后的腐败----谁帮胡长清取得“教授”职称？
 5. 中共特务捐款丑闻，拖累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John Kerry
 6. 白宫挑战者 力促台湾“一国两制”？ 
 7. 中国时报社论：以宏观的战略思考因应未来国防与外交变局
 8. 中国出版界的尴尬——希拉里收回大陆版自传版权风波 
 9. 北京知识份子研讨“吴思侵犯陈永贵名誉权”一案
10. 陈桂棣 春桃：《中国农民调查》目录
11. 方觉自传：第八章 人权外交
12. 小溪：今日中国赤裸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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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在网上发表文章被捕的杜导斌一案，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公安局
，知情人士乐观希望杜导斌能像刘荻一样无罪释放。十分关注的网络活跃
人士杜导斌被捕一案，近日已被湖北省孝感市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公安
局。杜导斌的律师李宗毅2 月9 日申请会见杜导斌时，公安局主管杜导斌
一案的警官将此情况告诉了律师。

　　朱胜文的遗孀最近致信要求温家宝吴官正和国务院调查朱胜文受到严
苛残暴逼供一事。朱胜文家属在信中强调朱胜文是因受到严苛残暴的逼供
等原因而被迫自杀的，是冤案就该平反，追究迫害者的责任。 

　　日前在英国捡蛤贝遭淹死的十九名华工，其中一人在临死前曾打手机
到远在中国福建的老家，亲口告知太太自己大难临头的坏消息。每日电讯
报报导，一个名叫高炳龙（音）的华工，在潮水涌现时，曾打手机给位于
八千公里外的中国福建福清市老家农村，告知妻子他身处险境。他说：「
水已经淹到了我的胸前，我可能就要死了。」家属听到死者临死前说的话
，「都是我老板失算，他算错了涨潮的时间。他早该在一个小时前叫我们
回去的。」眼看水位继续上升，这个二十九岁的虔诚基督教徒留下了遗言
：「转告家人为我祈祷，太接近了，我就要死了。」另有两人是高炳龙的
同乡，还有「五、六人」来自附近的村落。（法新社伦敦十一日电）
两名失踪男子分别为江镜镇苍溪村37岁的曹朝坤和华塘村42岁的谢小文。
福州日报记者2004年2月9日赴福清对两家庭深入采访。耗30万赴英 拾贝
华人失踪 家属悲痛。曹朝坤的家一贫如洗。曹朝坤的父亲悲痛欲绝。

　　近日在美国纽约市布碌仑发生的一桩华人涉嫌的枪击案，让一个行之
有年的特殊华人移民现象再度浮现，被法官驳回交保申请的一位李姓华人
嫌犯，曾经服刑出狱，被自动的移往移民局进行遣返，但遣返不成，却从
此注定成了身分不明的非法移民。受这名嫌犯的家人所托、代理设保的律
师王汉滨表示，「这是一个不公开的事实，美国想办法把这些依法要遣返
的中国大陆居民送回去，但中国已经好几年都拒收这样的人了。」李姓男
子曾经犯案在纽约州监狱关了3年，刑满出狱後，依照惯例，因为是重罪罪
犯，马上就自动受移民局接管，进行遣返。但是遣送了 3年，还是送不回
大陆，这位男子等於又多坐了3年牢狱，才被放了出来。偷渡进入美国的这
些人，身上都没有可以证明是中国大陆国民的文件，进入了遣返系统之後
，中国往往以「美国方面无法提供该人是中国大陆国民」为理由，拒绝接
收这些有案底的中国人。(世界日报记者林潜修纽约报导)

　　继厦门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日前被加拿大驳回难民申请後，其助手
黄泰盛在澳洲雪梨的阻止遣返上诉申请在上周也遭驳回，黄难逃被递解出
境、遣返中国受审的命运。(中新社)

　　美国麻省联邦参议员John Kerry在民主党总统提名选战中又在缅因州
党团会议赢了一仗，他和他的妻子Teresa Heinz Kerry接转到南部维珍尼
亚州和田纳西州争取星期二初选的再捷。我没想到这位六十岁的克里会在
短短一段时间成了美国传媒甩都甩不掉的影子。我也没想到美国传媒已然
不能不留意他的六十五岁的妻子。他们甚至称她Heinz Kerry，葡萄牙裔亿
万富婆，在莫桑比克成长，父亲是医生，前夫John Heinz Ⅲ是Heinz食品
企业的继承人，十多年前飞机失事死了，留下五、六亿美元给她。一九九
五年她跟离了婚的克里在她的大宅门结婚，男的带两个女儿，女的带三个
儿子。签了美国有钱人流行的婚前协议，后来她说克里入赘入得很体面，
不乱穿她前夫的鞋，自己带鞋来：" He didn't try to fill Jack Heinz's 
shoes. He brought his own. " 。--董桥：选总统的花边新闻(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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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对报道禽流感的要求 

　　最近从全国防治总指挥部、中宣部等传达了在禽流感报道方面对新闻
媒体的统一要求，现汇总如下，请传达到每位编辑一并执行：

　　一，全国防治总指挥部：

　　要求：

　　1，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2，用词、用语准确规范
　　3，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作好报道
　　4，增强报道的引吸力，做到“三贴近”

　　注意：

　　1，1月27日以前的情况不谈
　　2，猜测性的东西不谈
　　3，疫情数字采用农业部发布的信息
　　4，一般防治性的文章做好自审，对各地疫情的报道一定要用新华社稿
件
　　5，既要消除恐慌又要消除不重视
　　6，两会将至，敏感话题较多，要为两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其他方面
的报道也要有
　　7，对疫情不转载《大公报》等“出口转内销”的信息
　　8，政府外宣网站的稿子可相互转载。

　　二，中宣部：

　　1，注意利用新华社、人民日报重点文章，其上面体现了国务院的精神
和意见
　　2，对于保险赔偿、兽医队伍情况不作回顾
　　3，对疫区、非疫区的报道不放在同一篇文章
　　4，对重点养殖大省多报道，以稳定大局
　　5，加大疫区好的典型事例的报道
　　6，一方面讲防治，一方面讲增收，也要有农业生产方面的报道
　　7，疫情发布对口：动物方面-农业部；人的方面-卫生部。不搞预测
　　8，不回顾、不追源
　　9，报道适时适度
　　10，对防治的措施细节可作深度报道
　　11，正确引导，如煮熟食物可吃等
　　12，进行正面报道，不搞舆论监督
　　13，因对养鸡户的赔偿在不同地区标准不一样，所以对赔偿数字不作
率先报道
　　14，对亚洲疫区的规范表述：亚洲国家和地区（不能只提“亚洲国家
”，因台湾不能算作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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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电台：山东异议人士黄金秋被捕

　　四个月前，曾在马来西亚留学的山东青年黄金秋刚刚回国几天，就在
外地旅游期间突然失踪。一月中旬，公安当局通知黄金秋的家人说他被逮
捕，犯的是"颠覆国家政权罪"。请听RFA台驻香港记者林迪对黄金秋家人
的独家采访报导。http://www.rfa.org/content/service/man/audio/040211ld1.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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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沛：对照清水君，看看自己

　　我翻阅文集时爱反观自己。清水君文集对我来说好似一潭少见的清水
，有时我能清晰地看见我自己的青春倒影。虽然我俩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
，看世界的角度各异但却达成了不少共识，比如我们都认为鲁迅是中华民
族的罪人。清水君得出鲁迅是汉奸而非族魂，我则看出鲁迅是中华文化（
儒释道）的杀手，所以毛泽东才会把他封为「现代中国的圣人」。鲁迅和
他所崇拜的尼采一样分别为纳粹和中共的暴政提供了思想基础，为其夺取
和维持政权立了大功。

　　中国人为违背祖训付出惨重代价后，精英们逐渐认识到上了马列邪教
的大当，但大多忽视了鲁迅的负面影响。清水君和我像所有在中共执政后
出生的中国人一样都从小就受到中共包装出来的鲁迅的影响，清水君还读
过鲁迅文学院，但我俩天性都热情开朗，追求光明，所以一旦出国，呼吸
到自由的空气便马上能看清鲁迅的真面目。当然这和我们也都识破了中共
的骗局密不可分。 

　　我在竭力摆脱鲁迅的阴影时发现他阻挡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路。
我一再看见中国精英们象鲁迅那样诋毁中华文化。在此希望他们能看看被
恢复了历史原貌的「两地书」。鲁迅和他情人的通信就足以泄露其心理阴
暗心胸狭隘。如能把史料和经鲁迅伪装后的「两地书」加以比较分析更能
看出鲁迅不是伟人而是伪人。不过毕竟已有清水君等人开始质疑鲁迅。一
位公认的「鲁迅传人」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离世时却没能完成党交给的为
鲁迅立传的光荣任务就很说明问题。 

　　我９６年学成后不听人劝而试图海归，但一个月后就灰溜溜地重回德
国。谁知７年后清水君也步我后尘，然而他名气比我大，运气没我好，一
入关就被跟踪。一个月不到，就被剥夺了人身自由。要知中秋节时他还从
山东打来电话请我共赏明月，让身在异乡对此已失去知觉的我重温中国人
情。 

　　这样的朋友，我怎能不思念，当然我更在思考。 

　　六四血案后，生活在大陆的清水君相信中共的舆论以为被杀害和被通
缉的大学生是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暴徒，而身在德国的我，却能够
目睹中共如何不顺应民意改正错误而用暴力解决矛盾维持专政，并事后颠
倒是非把赤手空拳的老百姓污蔑为暴徒的无耻行径。比清水君年长八岁的
我本来还不知关心国家大事，但对大是大非却不能置若罔闻。所以六四受
难者的鲜血没有白流，不知他们的牺牲唤醒了多少我这样的中共愚民？ 

　　现在清水君被绑架入狱，也只会赢得更多人的觉醒，因为他的志向和
行为象黄金一样闪闪发光，更像清水一样能洗污排垢，让人们心中的良知
重放光明。清水君不仅感染了我，而小溪和周育田等不正因他的被捕而挺
身而出匡扶正义吗？ 

　　在刘荻杜导斌清水君们因文坐牢的同时也有不少人因牢作文。远的不
说。茉莉安魂曲等曾因六四身陷囹圄，赵明和曾铮等曾因法轮功遭受酷刑
。赵明是清华毕业生，曾铮是北大理科研究生，他们俩本来都不擅长写作
，如果不曾被中共绑架入狱肯定不会提起笔来，并分别在红朝谎言录全球
征文有奖赛中夺得冠亚军。曾铮用生命谱写的「静水流深」年初在台湾出
版后也成为畅销书。我虽是文学博士但没法与他们相比，因为他们是在流
血，而我只是在流泪。就是说中共想用监禁和酷刑剥夺人民的思想可谓得
不偿失！我相信坐牢只会让杜导斌清水君们的眼力和笔锋更加犀利。 

　　当清水君去年夏天执意重返故国时，我刚意识到我所持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护照真可算做「中共匪照」。这个台湾词是一位原籍福建的华侨对我
讲述他对共匪的深仇大恨时提到的。他２岁时，曾任职国民党政府的父亲
见中共杀人比日本鬼子还多，只好哭著抛下妻子和５个孩子，逃命去到台
湾。听说和阅读了无数同胞的血泪史，再想想正在大陆流的中国血泪，我
实在不想再见被中共糟蹋得灾祸不断的故国，也不愿再与一个流氓政权有
丝毫关系。于是决定放弃「中共匪照」。 

　　现在我变成了德国人，我的中国心却没变，作为修炼真善忍的中国文
人我无心象清水君一样涉足政治，但我会继续用中文和外文揭露中共，尽
一个享有自由的中国作家的责任。我要把我了解到的各种真相告诉同胞，
并望大家心正念善，明辨真假，分清是非，不为撒谎成性的中共所迷惑，
更不为其充当打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善恶必报是天理
。而逆天叛道的中共必然会自取灭亡，双手沾满人民血泪的元凶及其帮凶
一定会得到其应有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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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最后的腐败----谁帮胡长清取得“教授”职称？

　　2000年5月被执行死刑的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生前除了显赫的官位
以外，还冠有许许多多让人肃然起敬的称号和身份，如书法家、教授等等
。然而，纵观其履历，人们不禁感到纳闷：一个军队出身、连高等教育也
没有接受过的官员，是如何取得“教授”职称的？据新华社报道，胡长清
“通过自己在北京大学行政管理学院的关系，办了一套函授本科学历和法
学学士证书，把这些假材料装入档案，籍此，胡被几所大学聘为教授，满
足了要‘名’的欲望。”

　　这则报道道出了天机，却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胡长清的材料并不是“
假材料”，而是货真价实的“真材料”。在北京大学门口，常常聚集著一
群贩卖真正的“假材料”的小贩，每当行人走过，他们便会围过来询问：
“要毕业证、学位证吗？北京大学的和其他所有大学的，我们都能够提供
。”跟这些低层次的造假者比起来，胡长清的材料是正儿八经通过北京大
学有关部门颁发的，从封套到印章，都来自于正规部门，堪称“若假包换
”。

　　胡长清已经走上了黄泉不归路，但是却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他在北京
大学的“关系”究竟是谁？行政管理学院的哪些领导干部、专家教授或者
经办人员为他获得学位出了力气、得了好处？他们应当受到怎样的处罚？
冰山露出了一个尖角：北京大学并非某些人形容的那样“出淤泥而不染”
，相反，北京大学存在的腐败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北大历来具有象
征意义，它的腐败也一样，正象征著当下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北大人
应该为之而感到惯有的骄傲呢，还是应该为之而感到深刻的耻辱？

　　一个社会的腐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向两个部门渗透：一是医疗，二
是教育。一旦这两个领域也烂掉了，那么这个社会真的就是“病入膏肓”
，即使是华陀再世，也回天乏术。近年来，中国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腐败，
逐渐由潜流变成滔滔洪水。权力换取学位、金钱换取学位，已是众所周知
的事实；为职称勾心斗角、弄虚作假，教授们的道貌岸然早被学子们看得
一清二楚。詹小洪在《权力、金钱与校园》一文中揭露说：“1998年，笔
者曾看到北京某大学研究生院报名册，当年该院共招收博士生100多名，几
乎不是某某司长、处长，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总裁。研究生院招生创收
的另一妙招就是办研究生课程班。招生单位可以派老师深入到各省、地、
市甚至村镇去办研究生速成班。难怪，北京不少大学、科研院所的研究生
院被人们指责为‘文凭加工厂’、‘学历批发站’、‘职称生产机’。”
对此，学者袁济喜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目前的道德文化在许多领域被
金钱与权力冲击得本已衰弱不堪，学术文化可以说是最后一道可以抵御金
钱与权力的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都荡然无存，则社会心理与道德良知受
到的伤害将令人不敢想象。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章太炎曾论及社会腐败有
两种，一种是外在的‘土崩’，另一种是内在的‘鱼烂’，这种从内脏烂
起的‘鱼烂’较之‘土崩’是一种更可怕的腐烂，它使人们内心道德天平
彻底失衡。”如果说医疗的腐败会带来病人生命的危险，那么教育和学术
的腐败将带来整个社会成员心灵的恶化。古人讲究学术“为天地立心”，
但在今天学术却沦落为敲门砖、沦落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柑橘。
就道德底线而论，某些大名鼎鼎的教授、博导，并不比契诃夫笔下的市侩
和小公务员高。知识和学问并不足以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耍起腐败的花
招来，他们比官员们毫不逊色。

　　学界的丧钟一旦响起，疗救的整个社会肌体的时机就已经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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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特务捐款丑闻，拖累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John Kerry

　　新闻周刊指凯瑞竞选基金可能来自中国

　　联邦参议员约翰-凯瑞（John Kerry）在民主党总统提名初选中遥遥领
先其对手，几乎稳操胜券。民主党人亦引用凯瑞在美军的服役记录，对比
现任布什总统的服役记录，向选民保证他在保护美国国家安全问题上值得
公众信赖。但是，上周末由《新闻周刊》公布的一份文件却引起人们的关
注，该文件指凯瑞在1996年，是否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了中国军方提
高其针对美国的核攻击能力。

　　《新闻周刊》的这份报道说，1996年凯瑞曾在自己的参议员办公室与
中国国营航天工业总公司的副总经理刘朝英（Liu Chaoying）会晤，刘是
中国军方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女儿。刘希望中国国营航天工业总公司能够在
美国股票交易所上市。民主党竞选委员会官员爽快地答应了刘的要求，并
于第二天就安排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高级官员约见了刘和她的引见人--台湾商人锺育翰（Johnny Chung）。

　　数周后，锺育翰在凯瑞参议员竞选连任基金会上捐款$10,000美元。
银行记录显示，这笔汇款由刘朝英在香港的一个账号汇入美国，刘的公司
此后不久便得到克林顿政府的批准，获得了美国航空航天巨头 Loral公司
的一些专利特别许可。Loral公司向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透露的顶级机秘包
括有导弹导航技术。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将此技术用于改善中国的洲际弹
道导弹，使之能够直接攻击美国。

　　《新闻周刊》说，有证据显示凯瑞竞选连任基金来自锺育翰的$300,000
美元海外汇款，这些汇款的幕后来源则是中国军情部门。《新闻周刊》说
，多多少少由于凯瑞所影响的上述交易，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从上个世纪
末起能够非常精确地打击整个北美大陆。

MSNBC - Cash and Kerry
http://www.msnbc.msn.com/id/4121890/
Newsweek Revives 1996 Kerry-Chung Issue
http://www.boston.com/news/politics/president/kerry/articles/2004/02/01/newsweek_revives_1996_kerry_chung_issue/

Op-Ed Columnist: Kerry's Special Friends
http://www.nytimes.com/2004/02/07/opinion/07BROO.html
http://www.wnyc.org/discuss/soapbox/message.shtml?msg=32923

Kerry Took Cash From Chinese Military Intelligence
http://www.newsmax.com/archives/ic/2004/2/2/124555.shtml
Media Digging for Kerry Nuggets
http://www.newsmax.com/archives/articles/2004/2/2/22105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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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挑战者 力促台湾“一国两制”？ 

     中央社记者潘应辰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超级星期二的初选结果已揭晓
，麻州联邦参议员凯瑞气势如虹，赢得党内提名声势大涨，新英格兰自由
派领袖凯瑞，从政以来一向支持和中国维持良好关系，今年元月六日在公
共电视台主办的一场大选辩论会中，他更语出惊人支持以「一国两制」模
式解决台湾问题，立场颇受瞩目。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生于柯罗拉多州丹佛市，凯瑞的全名John F. 
Kerry缩写正好与美国受尊敬的前民主党总统肯尼迪一样，都是JFK，两人
相同的是政治上都属自由派，不同的是肯尼迪和蔼可亲，凯瑞则严肃执着
，他的政治对手对他都敬畏三分。 

    二○○○年总统大选时，凯瑞角逐党内提名失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高尔一度曾考虑挑选凯瑞为他的竞选搭档，但是凯瑞立场过于鲜明自由派
，不利高尔争取中间选民，后来才选择了温和派的康乃狄克州联邦参议员
李柏曼为其副手。 

    直到去年底，凯瑞在民主党内有意角逐下届总统宝座的人选中，声势
仍远远落后在前佛蒙特州州长狄恩之后，然而今年在赢得爱荷华州党团会
议及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之后，凯瑞气势看涨，募款活动及站出来挺他的政
界人物也跟着水涨船高。 

    本周的超级星期二初选揭晓，凯瑞已成为唯一的超级大赢家，他共拿
下密苏里、德拉瓦、北达科他、亚利桑纳与新墨西哥五州，根据有线电视
新闻网的最新民调，如果现在举行总统大选，凯瑞更以百分之五十三的支
持率，击败布什的百分之四十六。 

    凯瑞担任参议员期间，不曾来过台湾，但去过中国大陆多次，综观他
在国会的发言纪录，他一向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中国武力威吓台
湾，支持两岸和平对话，但也反对台独或是台湾片面挑衅。 

    二○○○年台湾的大选前，他接受中央社访问时，曾明言对于台湾透
过华府公关公司大力游说的「台湾安全加强法案」的反对态度，他说这项
法案不但无法强化台湾的国防安全，甚至可能造成亚太地区动汤不安；他
也直言非常关切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支持台独的立场，认为台湾一旦
宣布独立，中国必将武力犯台，他希望台湾选出的新领导人言行能理性负
责，并尽速和中国展开对话。 

    国人可能不知道的是，凯瑞过去还曾支持过贸易制裁台湾。原因是他
在一九九○年代担任「全球国会议员争取环境平衡组织」（GLOBE）美国分
会主席，当时在他们及许多团体的推动之下，克林顿总统首次动用培利修
正案，针对台湾犀牛角及虎骨交易，进行贸易制裁。直到台湾改善情况后
，这项制裁才取消。 

    今年元月六日，在由美国公共电视台 (PBS)主办的电视辩论会中，主
持人询问台湾准备举行一项「被形容为具有挑衅意味的公投」，有人担心
这将使台湾走向独立。他说，如果必须做个选择，「总统应该跟台北吵闹
不休的民主人士还是北京的独裁者站在一起」？ 

    凯瑞当时回答说，美国应该对台湾采取强硬立场，表明美国虽然支持
台湾的民主，也认同他们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但美国不会允许台湾宣布
独立，并表明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事。 

    凯瑞接着语出惊人地说，解决两岸问题的方式，是彷照美国对香港和
澳门的立场，在未来继续推动「一国两制」。 

    外交部北美司长秦日新指出，凯瑞的发言应该是「擦枪走火」，因为
根据驻美代表处回报的资料，凯瑞在二○○○年三月三十日在威尔逊中心
演讲时，还公开表示「台湾和一九四九年的情况已完全不同，台湾也不同
于香港和澳门，『一国两制』将无法开启两岸谈判」。 

    外交部并举出，凯瑞过去在参院的发言纪录显示，他曾支持前总统李
登辉访美、支持美国协防台湾，对台湾并没有不友好，至于凯瑞在大选辩
论中说要推动以「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外交部已指示驻美代表处加
强沟通。 

    前驻美代表陈锡蕃回忆说，在丁懋时担任驻美代表时，凯瑞还曾到双
橡园参加台北主办的晚宴，但过去几年似乎未再看到他出席双橡园的活动
。一位曾主持对美国会工作的前外交官说，凯瑞和台北的互动并不密切。 

    在驻美代表程建人请辞待退、国会组长张大同辞职投身泛蓝阵营，国
会组长悬缺由副组长代理之下，外交部坚称对美外交工作一切正常，也强
调候选人在竞选期间言论不必太过在意，与日后当政的政策不见得相同。 

    只是，台湾的总统大选如火如荼进行中，国人对于美国总统大选的关
注相对冷淡，凯瑞赢得关键性大胜后，对于台北疏于和他接触，他又经常
有倒向北京的言论，甚至曾批评布什总统「竭尽所能协防台湾」，或许台
湾可以不必太过在意，却不能不注意台美关系在大选年选举气氛中的微妙
变化。 

    凯瑞的父母亲都是外交官，耶鲁大学毕业后，却自愿接受徵召去打越
战，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担任炮艇军官，由于越战期间的英勇表现，他获
得银星及铜星勋章，服役受伤也让他拿了三个代表最高荣誉的紫心勋章。 

    就像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七月四日诞生」一般，越战英雄的凯瑞
，返国后却成为反战急先锋，号召国会前大规模示威反战活动，他当众把
自己得来的勋章丢掉，还共同发起成立越战美国退伍军人组织，也是越战
退伍军人反战组织的发言人。 

    在过去二十年代表麻州担任国会议员期间，凯瑞积极参与美国外交及
国防事务，也是参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议员，越战英雄背景对他的人生与
从政经验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一百九十三公分高的凯瑞，曾不止一次公开说过，他的生命是从越战
中捡回来的，越战之后每一天都像是赚到的，也正因如此，他一定要坚持
做正确的事，这也是他决心竞选总统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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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社论：以宏观的战略思考因应未来国防与外交变局

　　陈总统在这次引发美、中、台三边关系微妙变化的「和平公投」中，
第一个议题即是询问选民是否同意要向美购买反飞弹装备？这使得对美军
购议题微妙的与大选及公投议题串在一起。按陈总统提出的构想，他之所
谓「三二○公投」原是为了保障台湾安全。然而这个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
应，倒也让真正关键的议题浮现，即什　样的国防和外交政策才能确保台
湾安全？而後者比前者更具现实意义，也是朝野在选前都应该说清楚、讲
明白的重点国政。 

　　首先检视对岸的中共，从去年起不论是顺应国际军事变革或在周边地
区的外交布局，都出现罕见变化，并朝中共有利的方向发展。在国防上，
中共去年九月宣布二年内再裁军二十万，缩减海、空军的指挥层级，并把
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战略指导，进一步明确为打赢「信息(资
讯)化战争」，这个转变同时列为今年度中共全军演训的重点。 

　　换言之，中共未来对台作战的方式和形态将不同於「机械化战争」模
式，而偏重在精确「瘫痪」我军而非大规模的「歼灭」，以便控制战争，
一面为後续统治铺路，另一面减少国际压力，而这一切所需要的建军条件
则仰赖三军各作战平台和作战单位资讯一体化的陆续到位，这也正是共军
目前乃至未来军队建设的重点。 

　　反观我国的国防处境是「以小搏大」，禁不起也不可能和中共进行长
期的军事消耗，因此在我「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战略指导下，需要有
一套量身订做的指标系统作为建军备战的依据，包括吓阻的目标、地区和
手段，以及固守的动员底线（终战指导）都要有为达到特定政治目标的细
致规划，因为它关系国防资源的配置和军购的方向。比如，加入美国反导
弹系统（ＴＭＤ）到什　程度，主要取决於我方的作战想定和战略指导而
非外部的政治压力或军火商游说，否则将陷入军购的无底深渊。 

　　另外，台海作战形态的改变，意味我方备战基点和建军方向也该有相
应的转型，包括凡有助於联合作战的内部整合要件都应格外加强，而对那
些有碍於部队机动或资讯流通的建置和人员装备应逐步清除，使我军形成
一支真正称得上是精兵、合成与高效的专业化军队，而这很可能要落实在
由徵兵制转为募兵制的改革上。 

　　在外交方面，中共去年展开「大周边外交」战略，把稳定和改善周边
国家关系列为首要，结果在朝鲜半岛核危机的问题上筹设六方会谈机制，
并把「振兴东北」战略和「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联系起来，迈
向共同发展。同时，中共又和东协建立「十加一」和「十加三」区域合作
平台，朝贸易自由化迈进。此外，中共也和印度签署「中印关系原则和全
面合作宣言」，并首次举行海上联合搜救演习，使北京与新德里关系出现
新局。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夥伴关系也因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首访俄国而进
一步深化。由中共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去年八月和中亚成员国举行
首次多边联合反恐演习，进而翻开历史新页。凡此种种，都显示中共「固
本安边」的国防和外交战略已获相当成果。深一层看，这些布局表面上是
周边的，实际上都和美国的亚洲利益有关，折冲之间，中共以这种「间接
路线」和美国谈判将可取得有利筹码。 

　　从目前整个亚洲地缘战略的棋盘上看，中共扮演的主导角色隐然成形
，这使台湾外交处境更形艰难。虽说我国的外交核心是台美关系，但美国
的对台政策是从东亚区域平衡的稳定大局出发，以致我们不能不理会周边
国家的观感（尤其中共反应），以为找上美国就可以解除所有困局，此次
「公投」未获国际普遍认同甚至遭致大国反对即为例证。 

　　所幸，不受主权约束的非政府组织（ＮＧＯ）在现今国际间的角色越
发重要，它的活动范围和其影响力从早期的人道和宗教事务，逐渐扩展到
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环保、人口、人权、扶贫、救济、医疗卫生等各
领域，并进一步触及许多相关「非传统性安全」议题。如果说联合国是冷
战後处理国际事务最具权威的政府间组织，那　ＮＧＯ将会是本世纪参与
国际公益事务中最具潜力的亮点。 

　　面对国际新的发展形势，我国当可另辟外交战场，跳脱与中共争夺传
统盟邦外交的纠缠，找出若干国际共同关心的议题加以深耕，争取国际舆
论，是完全有可能在国际社会建立有别於电脑王国的「台湾品牌」，其影
响力或可远远超过我们在传统外交上的作为。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但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一中原则」的大环境下，硬碰硬的勇气往往带
来更大的损伤，不如另辟蹊径，在非传统和传统外交战线上攻守互用，相
信日久自有成绩，不要台湾每次登上国际重要版面都是台海危机，未给国
际社会留下建设性印象，此教训应为朝野所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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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界的尴尬——希拉里收回大陆版自传版权风波 

　　石潭 

　　美国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的自传LIVING HISTORY，2003年6月在美国
甫一上市便引起轰动，首日即售出20万册，创造了世界图书销售史上的奇
迹。其中文版《亲历历史》由译林出版社翻译出版，8月初在中国大陆地
区发行，迄今已连续数月位于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 

　　然而2003年12月中旬，自传出版商西蒙-舒斯特给译林出版社发出了一
份正式信函，声称要收回《亲历历史》的版权，并要求中方销毁所有的存
货。原因是中方没有给希拉里及西蒙-舒斯特出版集团打声招呼，就对原著
有关中国事务的部分做了一些“技术处理”，而在之后的谈判中双方未能
达成一致。 

　　三个月的谈判 

　　据报道，2003年9月希拉里注意到，她的自传中文版将原作中有关中国
事务的段落删除或者有选择地漏译了。删改主要集中在“妇女权力是人权
”以及“想象未来”两章，涉及的内容包括“美籍华裔人权活动家”吴弘
达以及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等。比如原文中提到吴弘达是一名“人权活动
家，作为政治犯在中国劳改营被关押了19年”，而中文版则表述为“吴弘
达被捕，正因间谍罪等候审判”。 

　　于是希拉里和西蒙-舒斯特致信译林出版社，要求恢复自传中被删段落
。西蒙-舒斯特还特地在其网站上设立了一个页面，标出了中文版的改动，
并附上了英文原文和对应的中文翻译。 

　　译林出版社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解释说，为了与盗版抢时间，没有
来得及就“技术处理”一事征得西蒙舒斯特的同意。译林表示愿意因此向
美方道歉，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谈判中，译林同意恢复一些被删内容，但拒绝完全恢复。而西蒙-舒斯
特则强调，这些部分是合同要求出版者必须做到的。双方各执己见。 

　　2003年12月中旬，西蒙-舒斯特终于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期译林出
版社10日内给出解决方案。西蒙-舒斯特的总裁在要求终止合同的信中说：
“看得出来你们的确愿意恢复一些被现行版本错误改动了的段落，但不幸
的是，很明显你们并不准备出版一个真正忠实于原著的版本，而这是我们
的合同所要求的。” 

　　2004年1月12日晚，记者从译林出版社社长章祖德先生处了解到，中方
已经同意美方收回版权，终止合同。 

　　“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出版发行该书，至于销毁成书，本来也所剩无多
。”章先生说：“他们对我们的努力表示赞赏，我想说的是，我们之间达
成了一种互相理解。” 

　　中国法律专家：这是出版管制的必然结果 

　　章祖德表示，类似这种事情是中美文化交流中不愉快的插曲，有时也
不可避免。他同时表示，不能用“没有办法”一言以概之，“我们也有我
们的判断力。”他说。 

　　一位业内人士遗憾地说，“终止合同”不但损害了译林的利益，也损
害了西蒙-舒斯特的利益，最后的结果是给盗版以可乘之机，换句话说，最
希望看到这种结局的是盗版分子。 

　　《纽约时报》评论说：“此事件令中国出版行业陷入尴尬。他们急于
满足中国公众对有关现代历史和当前事件的西方重要作品的热望，另一方
面，和中国的新闻媒体一样，他们又试图掩藏自己的删改和审查。” 

　　《中国律师》杂志总编刘桂明先生认为，作者要求恢复作品完整性的
要求肯定是有道理的。诚实守信是民法的原则，译林出版社已经构成了对
希拉里的侵权，中国出版界信誉受损将是最大的损失，国外与中国进行书
报出版方面的合作的信心会因此受到很大的损害。 

　　北京大学法学院民商法教授刘凯湘也认为，《亲历历史》事件将会影
响整个中国出版界，如果总用意识形态来侵犯人家作品的完整性，那么国
外一些书就不敢到中国来出版发行，尤其是有政治色彩的书。 

　　“这是出版管制的必然结果。”刘教授说。 

　　大陆出版家：非删不可，否则不能出书 

　　“非删不可，否则不能出书。”一位大陆资深出版家在接受凤凰周刊
采访时表示：“上面有一句话叫‘只能删，不能改’，是邓小平在改革开
放前后说的。这已经是很开明的做法了。以前谈不上删不删的，连出都出
不了，读者根本就看不到‘有问题’的书。后来可以出了，邓公说，外面
的世界要了解。” 

　　“过去删得比较严，现在删得比较宽。我过去出的书，有许多删节，
在新出的版本里已经恢复了。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坏话可以保留，前苏联共
产党的坏话可以讲，列宁斯大林的坏话也可以讲，但不允许讲中国现实的
坏话，不允许讲中国共产党的坏话。” 

　　从另一方面说，一本书在出版前也“非删不可”，他表示，“否则，
主管部门领导就失去了上升的机会，相关编辑也失去了进一步升为编审的
机会，这意味着房子、福利等等都受影响。所以出版社必须是国营的。只
有55岁以上的不害怕，胆子大，因为大不了提前退休，不会像以前那样‘
犯错误’了要下放什么的，吃尽苦头。” 

　　其实对于这一“国情”，有些外国人早已了解，“但他们会要求将删
动之处事先告诉他们。”这位出版家说。 

　　而《亲历历史》风波由于事关希拉里，在西方影响较大，令更多的西
方出版商对此“国情”加深了了解。 

　　美方律师：没有事先许可和审阅，不能给中国出版授权 

　　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主要的国营出版社最近已经签署了一系列
合同，欲引进许多著名作者的作品中文版，其中还包括购买前总统克林顿
即将出版的回忆录的版权。 

　　可是代理克林顿夫妇国外版权谈判事宜的律师罗伯特.伯纳德最近说，
克林 顿先生和其他的西方作者在最后授予出版权之前，很可能会要求行使
审阅和批准中文译本的权利。而中国的出版社以前处理译本时是不需要作
者审阅的。 

　　伯纳德先生在谈起西蒙-舒斯特与译林出版社未能达成协议时说：“我
想对 于西方政治人物来说，他们写了书，都会为自己的著作感到自豪，希
望作品能够 以真实的面目出版，而这件事表明，这方面的进展非常令人沮
丧。”因此，“对 中国的版本你一定要附加事先许可和审阅的条款，否则
就不能给中国出版授权。”(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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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识份子研讨“吴思侵犯陈永贵名誉权”一案

　　张耀杰

　　2003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吴思、北京青年报社侵
犯陈永贵名誉权一案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此举
在新闻、法律、教育、文学、学术、出版等相关方面引起强烈震撼和广泛
关注。2004年2月10日下午，来自各高校、媒体、律师事务所和研究机构的
数十位专家学者，在北京三联书店二楼聚谈吴思案。讨论会的主持者是著
名学者雷颐，先后发言的专家学者有何兵、笑蜀、周泽、蒲志强、张耀杰
、焦国标、莫少平、贺卫方、陈永苗、余世存、卢跃刚、吴思、段宇宏等
人。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应该把吴思案当作中国法律史和中国新闻史上的
一个标志性案例写进教科书并且搬上大学课堂，并且把从事「莫须有」的
枉法判决的法官作为反面教材记录在案，供后人批判反省和汲取教训。关
于这次讨论会的详细情况，境内外多家媒体都有现场录音并将推出相关报
导，吴思本人也将写出这一案例的详尽经过。鉴于这种情况，本文只就笔
者的片断记录谈一谈自己的个人印象，不当之处文责自负。 

　　莫须有的枉法判决 

　　法律学者周泽认为，主审法官是在捏造学术规范，很值得警惕。对于
传记作者来说，只有真像没有权威。一个国家可以有机密却不可以有隐私
，国家公务员必须接受纳税人的公开监督。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
该特别强调让陈永贵的家人提供确实受到名誉侵权的事实，而不是要求吴
思提供没有进行名誉侵权的证据。现在是吴思提供了许多证据却不被采纳
，陈永贵的家人却没有提供受到名誉伤害的任何证据。 

　　传记作者张耀杰认为，刚才周泽说负责审理这个案件的法官是在捏造
学术规范，我同意他的说法，他说对于传记作者来说只有真像没有权威，
我的观点是真像就是权威。我自己也是一个传记作者，吴思受到的伤害同
时也是我自己可能会受到的伤害。吴思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所有传记
作者、历史学者和媒体记者的遭遇。在我看来，这份「终审判决」的「判
决书」本身就是不能够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和自打嘴巴。顾名思义，「作
者根据本人及当事人的回忆」所写出的「回忆性文章」，大都是「作者」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其他「当事人」提供的佐证撰写的第一手的文献
材料，其权威性不证自明，根本不需要找「本人及当事人」之外的非本人
和非当事人去进行所谓的「考证」，也没有任何权威机构和党派组织可以
替代「本人及当事人」来进行「回忆」。吴思在写作过程中「引用了大量
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本身就是在「对事件、人物予以评考、核实考证
」。判决书中所说的「无证据证实吴思对所引用的他人所写回忆性文章，
进行了考证」，分明就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辞」！我们只要直接阅读一
下吴思所写的传记文学作品《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就不难发现莫少
平律师和高峡律师在《代理词》中所陈述的如下事实：吴思引用回忆性文
章时，均向有关作者、人员及单位进行了大量地采访、考证，而且各个文
章间也可相互印证，均非单一「拿来」。这些文章的作者有与陈永贵本人
有深入交往的新华社高级记者、驻大寨报导组组长（冯东书）；还有昔阳
县本县的、曾花费大量时间、采访大量知情人去了解陈永贵早期生活的第
一位陈永贵的传记作者（秦怀录）；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专门负责党
史研究的（孙启泰）；还有曾历任21军军长、69军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
、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的离休干部、少将
、陈永贵历史问题的直接知情人（谢振华）；还有曾亲自到组织部查阅过
陈永贵档案的陈永贵的昔阳老乡、新华社驻山西分社记者（范怀银）；甚
至还有陈永贵本人的长子陈明珠，且其文章被载入了《山西文史资料》…
…这些人所写的文章就是书证，这些作者就是人证。由此可知吴思的创作
作风是非常认真严谨的，可以说是言必有据。 

　　北京大学焦国标认为这次判决是法官枉法，他谴责说：连白痴都知道
的事实为甚么他们还要宣判？！ 

　　辩护律师莫少平介绍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把一审时的事实全
部给偷换了。从法律技术上说，吴思在书中直接引用了前人的作品，前面
这些人与本案有直接连带关系。从法律程序上说这些人是应该追加为被告
人的，法院对此却不置一辞。西城区法院在一审时去过中组部，要求查阅
档案，中组部说不够资格，连查阅档案都要分出等级，这样怎么能够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呢！焦国标刚才提到构成名誉权的几个要件，吴思这本
书既没有侮辱也没在诽谤，更不存在揭露隐私的问题。越是公众人物的隐
私权越少，陈永贵的这些事情根本不叫阴私。现在吴思已经给我们授权，
我们将穷尽法律手段继续申诉，把官司打到底。 

　　专业审判应该有专家证人 

　　张耀杰认为，一个负责任的著作者，在处理文献资料时所扮演的本身
就是裁判和法官的角色。能够在法庭上审判著作权人的法官，必须具备最
低限度的学术修养和写作体验。如果限于目前的实际条件找不到一位称职
的法官，至少应该邀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一个能够行使评议职能的
陪审和谘询团队；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几个连判决书却不能够自圆其说
的人来从事「莫须有」的法律判决。 

　　法学专家贺卫方教授认为，在司法的场景下应当尊重不同行业和不同
职业公认的一些规则。完全客观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也是无止境的。这样
的判决几乎封杀了新闻界、学术界的生存空间。赖昌星案在加拿大审理时
，加拿大的法院专门请了一个中国法官出庭，他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的
辩护律师，而是一个提供谘询的专家证人和法庭顾问。让专家证人到法庭
给法官上课，这种案例在中国大陆也发生过。福建前几年有一个电信公司
诉陈氏兄弟的案子，陈氏兄弟从北京请来了电信专家，电信公司也从上海
请来了专家证人，这样就在法庭上开起了学术研讨会。可惜的是这么好的
案例却没有得到积极的推广，我们国家在证据制度上存在著很大的问题。
我是与法院沟通比较多的学者。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证人必须出庭，所有的
事实必须在法庭上证明。如果不出庭就只能是对空气质证。审判「四人帮
」时还有证人出庭，审判陈希同和成克杰时就不让证人出庭了，李萍作为
成克杰案的首席证人都没有出庭，这样的公开审判其实是假公开审判，这
种假公开审判的方式对于保障人权是很可怕的事情。肖扬做最高法院院长
时做了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公开审判。孙志刚案和刘涌案审判时，我很
希望能够向全国公开报导，实际上获准进入法庭进行报导的只有两家媒体
，经过审查的人才能够进入法庭旁听，而且还要向这些人宣布纪律，不准
他们向外界传播信息。这种现象在以法治国方面是大规模倒退。 

　　司法机关充当文化杀手 

　　贺卫方教授还认为：我感到中国法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成
了封杀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西方国家是把言论自由
和新闻自由当作立国之本的，司法机构想尽办法来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
由。媒体是一个载体，应该区分写作者和发表者之间的责任，本报评论和
本报记者采访的报导应该由报社负责，外来的稿件应该由作者文责自负。
《北京青年报》在本案中的连带责任是不能成立的。与媒体的自我审查相
关的法律条款也是相当模糊的，中宣部现在的23个不准报导，法律上是查
不到的，这实际上是沿袭了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思路，把新闻媒体当成
了统治术的一个工具。香港新华分社能够扮演总督的角色就是这个原因。
公众人物和非公众人物是美国的概念，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都接受
了，中国没有接受。中国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是没有主流的规则，我们只
能从法理和道理上去攻破它。没有法就不输理，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
都可以做。 

　　莫少平律师介绍说，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曾经公开表示，陈永贵是党和
国家领导人，怎么会成为汉奸呢？吴思的不幸是涉及到了政治敏感问题。
我们如果在吴思一案中没有突破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是全世界唯
一的一个国家，公司法人可以有名誉权。名誉权与自然人本来是连在一起
的，全世界独一无二通过法律来保护法人和一个组织的名誉权的就是中国
。企业法人可以有商誉，不能有名誉，法人不可能因为名誉上受到侵犯而
感到痛苦。打新闻官司时，打官司的人都在本地，被告上法庭的新闻记者
都在异地，记者的案子10个中有10个都是要败诉的。 

　　历史学者笑蜀认为，吴思案透露出一种信息，有一些人想翻陈永贵的
案子，这是对邓小平和胡耀邦时代的改革开放成果的一种否定和颠覆。当
年中共中央对于陈永贵和他的家族的处理，是思想解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 

　　张耀杰认为，在吴思提供的《应诉辩护》中，已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条，这其中包括最具权威性并且经陈永贵本人签字承认的1980年12月26日
[中发85号]文件。在这份由中共中央转发的中组部《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
审查结论》中铁证如山地写道：「陈永贵同志在入党前历史上有三个问题
：关于当伪代表问题、关于参加『兴亚会』的问题、关于被日伪警察逮捕
问题。均在入党前及向中央的报告中作了具体陈述，属一般历史问题。」
吴思在介绍这一事件时所依据的恰恰是中央文件中得出的结论：「兴亚会
的问题，后来曾多次提起。陈永贵入党、进中央，每个阶段都闹出过一点
麻烦，不过问题不大（一审判决中误写为「问题太大」），在正式的定性
上，这属于『一般历史问题』。」换言之，「对陈永贵形象有所贬损，…
…造成了陈永贵的社会评价降低」的，并不是《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
》的作者吴思，而是陈永贵自己连同陈永贵申请加入并宣誓效忠的党组织
。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判决「吴思的行为已构成对陈永贵名誉的侵害
」的同时，实际上也彻底否定和颠覆了中共中央及其组织部的权威性，这
一事实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自由作家余世存表示：我考虑的是媒体和法律怎么推动这件事情，我
认为各种人群处于对立的状态是不正常的。有一位朋友看完《手机》后对
我说：你们文学界为甚么非得这么落后呢？这种落后现象是很普遍的，现
在司法人员这么不中立，媒体这么不中立，我们怎么带动他们一起往前走
呢？吴思案的判决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的权力的一种侵犯。吴思的写作态度
这么谨慎，这么小心，这么温柔，为甚么还要受到压制呢？这么多年了我
们为甚么还打不掉这些偶像和权威呢？ 

　　法律背后的「潜规则」

　　著名记者卢跃刚说，我是打名誉权官司最多的一名记者。在我的诉讼
经历中，还没有碰到过这么荒唐的法律判决。西城区法院一审时，吴思把
他写的辩护词拿给我看，我说这个官司你肯定赢，我可以和你打个赌，要
是赢了你请我吃饭，要是输了我请你吃饭。没有想到偏偏就打输了。 

　　著名律师蒲志强说：陈永贵的儿子陈明亮给北京青年报打电话要求停
止连载，话说得很蛮横，值班编辑本来是个好脾气的人，也被他气坏了，
说是《北京青年报》谁都不怕，就怕北京市委宣传部，结果第二天北京市
委宣传部就把主编找去了，这本书就这样被停止连载了。 

　　《毛泽东的农民──陈永贵》的作者吴思以当事人的身份表示说，我
当年曾经是农业学大寨的标兵，表现得非常左，陈永贵的失败就是我的失
败。陈永贵是一个敢闯的人，他参加兴亚会也有敢作敢为的劲。参加兴亚
会并不就是汉奸，无非是像现在的村委会那样催粮派款。陈永贵没有血债
，所以被定义为一般历史问题的。他搞出一个大寨也很不容易。如果陈永
贵的家属认真看完我这本书，就会明白我这本书比大家的评价还是要高一
些。关于原告方提供的证言，赵怀恩托孤一事，赵怀恩本人已经去世了，
他的夫人说陈永贵没有向我丈夫托孤。我们说他夫人不是当事人，证词不
能成立。再说，她这也是几十年后的回忆，不可能比正式发表的回忆录更
具权威性。我在书中采用的是「据说」，只有一个孤证时我全部采用「据
说」，这是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

　　曾经采访过吴思案判决的某报记者段宇宏介绍说，第一次开庭时我和
《南方周末》的记者一块去采访，法庭不让我们进去，说今天只是谈话，
不是开庭。我们一直等到下午五点钟也没有能够进去。肯定有一种东西在
干预这件事情。陈明亮通过电话利诱威胁我，还说要审查我写的稿子，我
就把电话挂断了。大约几分钟后他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进行人身威胁，时间
是2003年7月20日（星期日）晚上9点19分，短信的内容是：「你要跟我开
这种玩笑，玩阴谋，你就试试看，年轻人，你想清楚！我可不想让你后悔
！」几天后我的稿子刚要发稿，中宣部新闻局就打电话来要求撤稿。 

　　吴思说：在这个案子中发挥作用的应该是个人而不是组织，陈明亮只
是澳大利亚成功集团的一名董事，这么准确这么迅速的干预，决不是外企
的董事能够做得到的，我们仍然没有证明这个力量是谁。 

　　蒲志强律师介绍说，我听说陈永贵的家属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按照
「潜规则」，中国法庭作出的判决是可以不执行的。吴思的2万块钱可以不
交。《北京青年报》的2千块钱可以交纳。建议《北京青年报》在头版发表
一个道歉声明，以表示尊重法律，同时加上一个编者按说明真象，把判决
书也公开登在报纸上，把法官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我的原则是，我可以不
说实话，但我不可以说假话，政治要讲信用，我自己也要有良知。我们对
法律本身是尊重的，对于错误的判决是不能接受的。今年应该对这样一个
案例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北京青年报》和兄弟报刊争取的其实是自己
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莫少平律师说，《北京青年报》可以开辟专门的版面来谈这件事，这
样有助于提高报纸的品位。国家领导人的传记就是国家的历史，这个历史
是应该让大家知道的，国家是不应该有隐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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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调查》目录

　　陈桂棣 春桃

　　引言　在现实与目标的夹缝中
　　第一章：殉道者
　　第二章：恶人治村
　　第三章：漫漫上访路
　　第四章：天平是怎样倾斜的
　　第五章：弄虚作假之种种
　　第六章：寻找出路
　　第七章：天降大任
　　第八章：破题
　　第九章：敢问路在何方
　　并非尾声 大幕正在拉开

　　２００３年第６期《当代》杂志，发表了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
耗时３年完成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这篇报告文学一面世，
即引起巨大反响。国内各大网站有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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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觉自传：第八章 人权外交

　　按：人权外交是美国的说法。咱中国人管它叫“人质外交”。方觉此
处所讲的是1998年前后的事。那时，江泽民的班子已经通过政治献金突破
了“六四”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共政权的围堵，贸易和人权在
美国政府那里脱了钩，江泽民还在1997年10月底实现了访问美国的梦。1998
年美国总统回访，北京释出一些假情报，把洋人和一部分中国人给骗了，
以为中国真的将启动政治改革。中国民主党组党事件的背景，除了外交上
的这些因素，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互联网的普及，突破了国界的藩篱
，以及由此带来的新闻渗透和言论自由。1998年之后，中共在全国范围内
打击政治异议人士，也突然改变了对海外留学人员的政治姿态，开始大量
逮捕海外学者，拒绝流亡人士回国。本来，1997年前，许多海外民运组织
的头头是可以回国的。最著名的例子是全美学自联主席林长盛，他回到北
京要求跟全国人大对话，人家不接待他。1998年之后，林这样的曾经反共
的人再也不准回国了。或许，中共1998年来的铁腕政治镇压是出于对互联
网的恐惧？1999年，法轮功的窜升，也吓坏了共产党。政改更不可能了。
不过，随着人民的觉醒，中共的镇压能起多大作用，就难说了。政治的腐
败，必然带来全社会的堕落，后果严重。中国的前景并不乐观啊。(智叟)

     据说20世纪以前，一些欧洲的专制国家喜欢在海洋中的某些孤岛上建
立监狱，以便更好地将犯人与世隔绝。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伯
爵》中的那个主人公，就曾置身于一座海岛监狱。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的民主海洋中，共产主义孤岛可能更需要监
狱，因为残剩的共产主义国家有更多的人向往自由。　　　

　当然，我无法象《基度山伯爵》中的主人公，在监狱的地下挖一条秘密
通道，然后只身游向自由的彼岸。我只能平静地、富于耐心地在与世隔绝
的牢房中等待。　　

　　1998年7月23日我被秘密关押之后几天，国内和国外的一些朋友发现我
已“失踪”。他们猜测到了“失踪”的原因。他们将我“失踪”的信息告
知了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机构，也披露给西方媒体。我的“失踪”
引起了西方的关注。　　

　　但是，1998年对解决中国的人权问题来说，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年份。

　　这一年的三月，欧盟（EU）首先宣布：考虑到中国在人权方面的进步
，欧盟将不在当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或联署批评中国人权状
况的议案。 

　　欧盟的这个新决定是令人费解的。因为它既没有说明中国的人权状况
有哪些实质性的“进步”，也没有说明这类“进步”是否会持续下去。欧
盟这个新决定的真实背景是：当时欧盟的多数国家已经是左翼的社会党执
政，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欧的“社会主义”是同情中国的“共产主义”的
。同时，欧盟同中国有越来越多的贸易和投资联系，那些有对华经济利益
的商人集团积极游说西欧的左派政府采取亲“共产主义”政策。这是一幅
带有讽刺意味的画面：西欧的社会党一向是批评“资本主义”的，但是社
会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却得到了“资本家”的大力支持。这种荒诞的图画生
动地表现了现今西欧左翼政府的实用主义立场。　

　　实际上，任何一个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欧洲人，都未必赞同欧盟对中
国人权状况的乐观评价。 

    在欧盟公布上述决定的前夕，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一等
秘书主动约见我。在他的住所内，我们进行了长谈。他认真倾听了我对中
国的政治形势和人权问题的批评，也谦虚地听取了我对法国和欧盟的软弱
的对华人权政策的不同意见。欧盟宣布上述新决定后不久，这位一等秘书
又一次约见我。这次会面是3个人，另一位是法国最大的日报—《费加罗报
》（Le Figaro）驻北京的资深记者。那位老记者告诉我：他从70年代起就
开始采访中国，曾经见过当时中国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我开玩
笑地对他说：你本身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他听了之后自豪地连连点头。
我坦率地提醒道，希望法国和欧洲不要过高地评价中国有限的经济改革和
畸形的经济增长，更重要的问题是，以江泽民、李鹏、朱熔基为代表的第
三代领导人，仍然拒绝政治改革，阻挠中国的根本转型。这两个法国人饶
有兴趣地同我讨论了这些敏感问题。分手的时候，那位一等秘书提出准备
同我作再一次的会面。可惜，不久之后我就被送进了监狱，无法同他确认
新的会面时间。

    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权记录持续恶化，有力地说明了1998年春天欧
盟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乐观判断是不恰当的。　　　　

　　令人发笑的是，当欧盟宣布了上述不恰当的决定后，美国的克林顿政
府紧接着宣布：鉴于欧盟已经决定不在1998年春季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大
会上提出或联署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美国政府也决定不在当年的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的议案。克林顿政府的这个声明比欧
盟的那个声明更令人困惑：美国一直是西方人权外交的领袖，但是这个领
袖现在却要跟在西欧的社会党政府后面！　　　

　其实，克林顿政府的人权政策很早就出现了软弱的倾向。当克林顿还是
不太知名的阿肯色州的州长时，为了竞选总统的需要，他曾批评老布什的
政府对中国“过于软弱”。但是，当克林顿1993年成为新的美国总统后，
这个“年轻人”的对华政策比他的年老的前任的对华政策要软弱得多。�

　　1994年春季，刚刚当了一年总统的克林顿，就急切地宣布美国对中国
的最惠国待遇同中国的人权问题脱钩。这是美国对华人权政策的一个重大
倒退。因为美国并没有太多的可以影响中国政府的人权政策的有力手段，
而每年审议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联系中国的人权状况，是美国影响中国
政府的人权政策的主要途径之一。克林顿政府却主动地并且一劳永逸地放
下了这个重要武器。这等于是告诉中共政权：你们可以随意地按照自己的
意愿处理中国的人权问题，不必担心美国的道义谴责和可能的贸易惩罚。

　　中共政权充分理解了克林顿政府的温馨的信号。1995年，中国政府借
口当时的台湾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到美国作了一次私人访问（参加他的母校
康奈尔大学的庆祝活动），单方面宣布中止中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的人
权对话。台湾问题同中国的人权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中国政府以李登辉私
人访美为借口停止中美人权对话，完全是蛮横无理的做法。这种胡搅蛮缠
恰恰说明了中共政权根本无意于真正改善中国的人权记录，对中美人权对
话并没有诚意。它只是将人权问题作为外交筹码。令人遗憾的是，克林顿
政府并没有对中国政府单方面中止人权对话作出必要的反应。不仅没有必
要的反应，两年之后，克林顿打破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64事件）后
美国政界不邀请中国主要领导人访美的共识，邀请江泽民访美，实际上正
式肯定了江泽民的保守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抬高了中国的勃列日涅夫
式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国际地位。克林顿政府1998年放弃在联合国人权委员
会大会上提出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是美国的人权外交的新的倒退。
相比于西欧的社会党政府，克林顿总统是毫不逊色的左派。

　　但是，西方社会是多元社会，不仅存在着某些亲“共产主义”的利益
集团，而且存在着很多坚守自由和民主的利益集团。同时，无论是在美国
的克林顿政府系统，还是在西欧的社会党政府系统，都有不少官员并不完
全赞成他们的领导人的软弱的人权政策。所以，任何一个西方政府都不可
能完全搁置对中国的人权记录的关注。　

　　　1998年9月28日，即我被秘密关押了两个多月之后，中国的公安机关
给我的家属送去了一份姗姗来迟的“逮捕通知”。而按照中国的法律，它
们应该在1998年7月23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我已失去人身自由。　

　　　第二天，即1998年9月29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
同我的妹妹约定，9月30日会面商议有关我被逮捕的事情。当然，中国政府
绝不会乐于让我的妹妹同美国的人权官员见面。9月29日晚上8点多钟，我
的妹妹被召唤到公安机关。北京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所谓“一处”，这
是中国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秘密警察系统的一部分）的负责人严厉地要求
她：明天不许去会见美国外交官。我的妹妹表示：中国公民会见外国外交
人员是合法活动。秘密警察简单、明确地对她说：如果你不能够答应我们
的要求，那么你今天将不可能回家。于是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我的妹
妹是北京一个政府管理的公园的工作人员，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活
动，她甚至不完全清楚我在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她主要是从良知出发，认
为我不是一个“犯罪分子”，不应该被非法关押。她只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不让她回家，意味着她的儿子将陷入惊慌和混乱。秘密警察的这种流氓
手段也许是有效的。僵持到深夜十二点钟，我的妹妹被迫答应明天不去会
见美国的人权官员。　

　　　但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会永远屈服于专制的压力。在以后的岁
月里，我的妹妹多次会见过美国大使馆的人权官员和美国国务院的访华人
员，也多次会见过西欧一些驻华使馆的官员，还多次会见过西方媒体的记
者。她向国际社会转告了我的被非法关押的真实情况，尽管她为此受到中
国秘密警察长期的严密监视和粗暴干扰。　　

　　我是1998年下半年起中国人权状况迅速恶化的浪潮中第一个被捕的持
不同政见者。传统的中国政治有一对经久不衰的行动准则：“枪打出头鸟
”，“擒贼先擒王”。中国政府试图将关押我作为一个政治信号，震慑国
内的其他异议分子不要“贸然行动”，同时也警告共产党内那些同情和支
持我的人，绝不允许在政权体系内出现不同的声音和独立的政治力量。　

　　在此之前，1998年6月，朋友们告诉我，中国浙江省的几个三十多岁的
年轻人，拟议公开成立“中国民主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曾经是1989
年学运中的大学生积极分子，有的人在“6"4事件”后被非法判刑。这些年
轻人在中共政权的长期压制下，不但没有了政治活动的余地，甚至失去了
工作机会和生活保障。于是他们愤激地准备以组党表示抗争。　

　　我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对一些朋友讲，从长远的民主进程看，中国需
要有现代的政治反对党，我会在适当的时候投入到组织反对党的努力中去
。但是1998年中国组织反对党的条件是完全不成熟的。因为中国的异议分
子几乎没有任何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几乎没有任何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
的空间，几乎没有任何可靠的经费来源。所以，中国的民主分子首先应该
争取初步的政治活动条件，组织反对党应该在民主活动有了相当的发展后
再去尝试。如果现在匆忙而草率地建立“反对党”，不可能产生重要的政
治作用，也不可能为今后的民主进程提供切实的政治前提。　　

　　但是，浙江的这些愤激的年轻人继续筹备组织反对党。参与这个活动
的大约有数十人，他们之间的政治联系总的来说是松散的，并没有建立真
正的政党的框架。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起源。　

　　2002年7月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监狱后，美国大使馆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
曾经征求我的意见：美国政府应该营救哪一个仍被关押在监狱的中国持不
同政见者？我认真地建议道：需要营救1998年在浙江筹备“中国民主党”
的主要人物王友才。值得欣慰的是，后来我得知，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
出的要求优先释放的异议分子的名单中，包括了王友才先生。 

    　　当1998年6月浙江的年轻人提出建立“中国民主党”时，北京的个
别参加过二十年前（1978－1979年）“民主墙”活动的人，公开发表意见
，认为目前不需要组织反对党，应该同中共政权“良性互动”。 

    在1998年夏季的几个月，中国政府没有立即对浙江的组党活动采取镇
压措施，这似乎预示着一个光明的政治前景：或许中国可以存在温和的反
对党？其实，1998年的中共政权绝不打算开放党禁。它之所以没有立即镇
压浙江的组党活动，仅仅是因为这个组党活动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安
全机关试图悄悄地平息那些年轻人的愤激情绪。但是，北京的某些人也许
担心中国“第一个反对党”的桂冠戴在别人的脖子上，于是几个月前还在
公开反对浙江的组党活动的人，突然在1998年秋天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
全国筹备委员会”。这个带有“抢注商标”色彩的举动招致了浙江的年轻
人的反感。

　　北京的“中国民主党”的参与者比浙江的“中国民主党”更少，联系
更松散，年龄比浙江的年轻人大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几乎没有人受过正
规的大学教育，长期处于中国主流社会之外，政治影响微乎其微。　　 

　　有意思的是，北京的“中国民主党”的被捕者，在监狱里大都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优待。政治上十分吝啬的中共绝不会给异议人士发放免费的优
惠。中共政权显然是想给国际社会制造错觉：中国的“反对党”是几个思
想浅薄、年纪偏大、争名夺利、缺乏实际政治能量的闲散人员。同时，中
共政权又想利用价值低廉的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作新的人权筹码，换取
美国的价值较大的回报。这种成本不高的“一石二鸟”对中共来说无疑是
好买卖。

　　事实上，中国并不存在“第一个反对党”的桂冠，因为中国还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反对党。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在漫长的专制过程中，中国
产生过数以千计的各种名目的“党”，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或抵制中共
。这些“党”的成员少则仅有几个人，多的通常不超过几十人。他们都不
是现代意义上的“反对党”，从来没有发生过重要的思想作用和政治作用
。尽管如此，中共政权仍然对它们一律进行了残酷镇压。这种镇压并不是
因为这些“党”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只是体现了共产主义制度排斥一切异
己的荒唐。“中国民主党”本质上是这类“党”的继续。　　

　　早在1992年，几个曾经参加过1989年“6"4事件”的年轻知识分子，在
北京组织了一个只有几名成员的“中国自由民主党”。他们很快被捕，为
首的胡石根先生被判处了长达20年的重刑。他的刑期之长远远超过了“中
国民主党”的任何被捕者。但是，由于胡石根先生不善于对国际社会进行
自我标榜，很多西方国家甚至不知道这个异议分子的存在。所以，他至今
仍然在北京市第二监狱过着惨淡的囚徒生活。这个例子也说明，“中国民
主党”并不享有发明“反对党”的“知识产权”。　　　

　总之，1998年的中国并不存在更大的民主活动舞台。相反，这是中国人
权状况新一轮恶化趋势的开始。当时少数异议分子对政治形势的乐观估计
显然不切实际。更不可取的是，某些异议分子试图向中共的第三代领导人
暗送秋波。当我在1998年初多次明确地对西方媒体批评第三代领导人拒绝
民主时，一位1994年被美国政府营救出狱的异议分子在美国对记者发表谈
话，不赞成我对第三代领导人的政治批评，认为虽然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
领导人压制民主，但是还不能断定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领导人会拒绝民主
改革。而主张同保守的中共政权“良性互动”的北京的“中国民主党”的
一些人，具有类似的投机倾向。后来的中国政治进程清楚地表明：第三代
领导人更害怕民主。　　

　　从1978年中国产生最初的民主运动以来，始终有一部分异议分子期待
中共能够将他们个人容纳进共产主义的政权体系。具体地说，他们希望中
共政权给他们一个官职（哪怕这个官职很小、没有实际权力），或者给予
政治关照。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参加民主运动作为争取这种官职或关照
的筹码，作为同中共政权讨价还价的个人资本。这不是民主政治的立场。
这是传统的中国式的“造反”心态。中国著名的描写“造反者”的古典小
说《水浒》，概括地总结了这种“造反”心态：若要官，先造反，后招安
。也就是说，一个原先无法进入政权体系的民间的失落者，可以选择反叛
政权的道路，然后以归顺政权为条件，要求统治者给一个职位。1978年，
一部分异议分子歌颂邓小平，但是邓小平不屑于理会；1998年，一部分异
议分子对江泽民寄予希望，但是江泽民没有伸出友好的双手；2003年，一
部分异议分子又积极赞美中共第四代领导人，但是中国的人权状况继续恶
化。中国的民主转型需要成熟的健康的政治反对派，不需要庸俗的陈旧的
“造反者”和“招安者”。我主张政治反对派按照民主政治的规则在必要
的时候同共产主义政权进行政治对话或政治谈判，但是不赞成任何异议分
子为了谋求个人的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同共产主义政权做交易。　　

　　在1998年，由于我反对颂扬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的大合唱，所以我只能
留在阴暗的牢房内。　　 

　　1999年1月的一天，同牢房的一个犯人悄悄地告诉我：今天的《北京日
报》登了一条消息，中国和美国恢复了人权对话，这件事对你的案子有利
。这个犯人是广东人，将近四十岁，五个女孩的父亲，只读过小学。共产
主义制度是高度政治化的，因而它的普通民众在政治上也是敏感的。所以
即使是这种文化很低、从不参与政治活动的囚犯，也能领悟出中美人权外
交的某些意义。我向他表示了谢意，然后向那位“囚犯领导”借阅了囚室
唯一的一份报纸。　　

　　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北京日报》按惯例引用了中国的官方通讯社—
新华社的通用新闻稿：1999年1月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华盛顿恢复了中断
四年之久的人权对话。但是同以往的官方新闻稿一样，并没有披露人权对
话的具体内容。　

　 　　但是，我认为恢复中美人权对话很难产生实质性的作用。因为1997
年江泽民访问美国和1998年克林顿访问中国，已经充分巩固了保守的中国
第三代领导人的国际地位，低级别（副外长级或司长级）的人权对话不大
可能解决重要的人权问题。况且，中共政权已经制造了人权状况严重倒退
的既成事实。他们在有了既成事实的基础上同意恢复人权对话，是一种狡
猾的作法。这种作法更多地是为了象征性地安抚美国国内批评中国的声音
，而不是为了实质性地改变中国人权记录的恶化。　

　 　　按照中国的法律，一个人被正式逮捕后的五个月内，公安机关通常
应该向检察机关提出起诉建议书。我是1998年8月28日被“逮捕”的，正常
情况下应该在1999年1月28日之前提出起诉建议书。1999年1月下旬的一天
，一位警官到牢房找我，让我在身份证的单据上签字。这件小事同样引起
了一些犯人的善意的猜测。一个20多岁的年轻的维吾尔族犯人用不大流利
的汉语对我说：老方，可能要放你回家了。我故意问他：为什么？他解释
道：过去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个人在释放之前，先要在身份证的单据上
签字。我笑了，对他说：我不一定会发生这种事。他的突厥人的大眼睛忽
忽闪动，似乎不太相信我说的话。总之，牢房里的犯人始终认为，秘密警
察关押我是荒唐可笑的，而且一致判断，我会很快回家。因为他们有一个
简单的想法：我没有犯罪，警方也提不出我的犯罪证据。但是我心里十分
清楚：如果我坚持不同中共政权作政治交易，将很难回家。　　

　　1999年2月的一天，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到看守所向我宣布
：检察机关受理了公安机关的起诉建议书。我首先平静地向这两位照本宣
科的检察官重申：我是被安全机关非法秘密抓捕的。公安机关事后出具的
“拘留证”和“逮捕证”，都没有我的涉嫌罪名，因而对我的“拘留”和
“逮捕”也都是非法的。这两位检察官并不正面回答我的疑义，只是含混
地表示，希望我同检察机关“配合”。“配合”是一个富有中国司法特色
的词汇，他是指一个被捕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同政府合作，承认政府对他
的指控或者接受政府提出的政治交易条件。这两位检察官故意回避以什么
罪名受理我的案件。我猜想秘密警察可能又在玩弄新的花招。于是我主动
问他们：检察机关受理的是什么案件？他们沉默了片刻，然后尴尬地说：
你涉嫌经济犯罪。我忍不住笑了。看来中国的秘密警察已经黔驴技穷。他
们甚至不敢以政治罪名起诉我。秘密警察十分清楚，我的政治改革主张和
外交政策构想，引起共产党内部的开明官员的同情和民主国家的兴趣。如
果中国政府以政治罪名审判我，无疑是对国内的改革者和民主国家的一个
消极的刺激。所以，中国政府试图制造非政治性的罪名对我实行压制。　

　　我请这两位检察官出示我的“经济犯罪”的证据。他们显然没有作好
充足的准备，或者安全机关无法向他们提供充足的伪造的材料，这两个人
只是模模糊糊地说：有人证实我在1995年参与了两起“经济犯罪”活动。
我对他们说：仅仅有几个人的口头“证言”是缺乏说服力的，你们需要提
出其它的实质性的证据。这两位检察官再次沉默不语，他们没有真正的证
据。最后，我明确地告诉他们：某些人的所谓“证言”，只是安全机关炮
制的诬陷我的伪证。我不但在政治方面没有任何“犯罪”，在经济方面同
样没有任何“犯罪”。

　　回到牢房后，我回想起两个经济方面的花絮。1998年夏天安全机关秘
密审讯我时，曾经不无遗憾地表白：他们十分详尽地调查了我的住宅、存
款、财产和纳税等方面的情况，很可惜没有找到问题。我完全理解他们的
这种遗憾。因为如果我在经济活动上有把柄可抓，他们将喜出望外。但是
我让他们十分失望。当时我告诉秘密警察：我的经济活动和个人经济状况
一向符合中国的法律和规章，因为我在道德上十分厌恶贪污腐败。现在，
安全机关在找不到真实的经济犯罪的情况下，不得不制造虚假的经济犯罪
。　　

　　另一个花絮是，当我一再拒绝秘密警察的政治交易后，他们竟然试图
收买我。在一次审讯中，他们表示：如果我能够接受他们提出的政治条件
，不仅可以立即恢复人身自由，政府还准备给我“酬劳”。90年代的中国
已经全面腐败。安全机关在腐败的大潮中名列前茅。他们兴办了许多享有
特权的公司和高级饭店，利用巨额的收入过着奢靡的生活。秘密警察以腐
败的心态和腐败的手段同一些异议分子打交道。据我所知，无论是在中国
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一部分异议分子被秘密警察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利
益收买。但是，我绝不愿意接受安全机关的“酬劳”。然而，如果说存在
着经济犯罪，那么安全机关试图以金钱收买一名“犯人”，似乎有“行贿
”之嫌。　

　 　　在检察机关有气无力地宣布将以“经济犯罪”为名对我进行审查后
，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政府的虚弱和无能，从而更坚定了我的政治信心
。　　

　　1999年3月，在我的反复要求下，我终于见到了我的妹妹帮我聘请的两
位律师。两位律师一致认为警方对我的指控毫无根据。他们表示将为我做
无罪辩护。我向他们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和敬意。　　

　　从这时起，我才稍许知道一点外界的情况。自从我被非法关押后，美
国政府和欧盟为营救我进行了努力。国际人权组织为声援我进行了呼吁。
西方媒体也对我的案件作了报道。但是中国政府一直不愿意作出让步。有
关的国际交涉仍在进行之中。我感激国际社会的帮助，但是我也清醒地认
识到，在西方的人权外交没有重大改进的情况下，对我的营救不大可能成
功。　　 

　　中国的司法程序往往只是一种装潢，检察机关的起诉程序更是如此。
通常在一个案件中，检察官仅仅会见一次犯人，然后就向法院提出起诉。
但是在我的案件中，检察机关先后会见了我四次，因为他们试图同我达成
某种“交易”。　　

　　在前三次会见中，我断然否认了警方对我的指控，并且对检察机关在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我进行审查提出异议。我丝毫没有象他们所期望的那
样，同政府“配合”。　

　 　　第四次会见时检察官的开场白是：方觉，你是一个有能力的聪明人
，我们希望你能够看到自己正处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如果你愿意同政府合
作，我们可以不起诉你；但是如果你仍旧拒绝同政府合作，我们只好起诉
你。一旦起诉了，势必要判刑。我们希望你充分认识到后果的严重。我估
计到这些检察官之所以反复找我，最终一定会亮出他们的上级的“底牌”
。我再次拒绝了这种交易。我简短地对他们说：我同中国政府之间存在着
深刻的政治分歧，我反对安全机关对我的非法关押。我坚持以往的政治立
场，并且准备在司法过程中进一步阐述我同中国政府的政治分歧和我对安
全机关的异议。检察官追问道：这是不是你最后的表态？我们需要把你最
后的表态向上级报告。我确认道：这不仅是我现在的态度，而且是我被关
押以来的一贯态度。于是第四次会见结束了。第二天，检察机关向法院提
出了起诉。　　

　　中国总理朱熔基定于1999年4月6日访问美国。这时美国国内批评中共
政权的声浪正在高涨。1998年6月克林顿毫无必要地提前访华，引起了美国
大多数政治家的不满。这一年的秋天，美国国会公布了著名的“考克斯（
Cox）报告”，就中国秘密利用美国的尖端技术发展军事能力进行了大量的
分析。同时，美国舆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表示了关切。朱熔基访美的
主要目的，是想在平息美国国内批评声浪的基础上，诱使美国同意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在此前得到信息，美国政府准备在朱熔基访美
期间，向中方代表团提出我的案例。当然，中国政府也会在朱熔基访美的
问题上打“人权牌”。在首脑外交中打“人权牌”是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
的一大特色。　　

　　1999年4月5日，律师通知我，法院决定4月6日开庭审理我的案件。中
国政府特意选择朱熔基访美的当天开庭，也许是想向美国政府展示两种前
景：如果朱熔基访美得到了预期的收获，中国政府可以从轻处置我的案件
；如果朱熔基访美得不到预期的收获，那么中国政府就可能从重处置我的
案件。但是我认为中国政府选定4月6日开庭似乎太露骨地展示了它的外交
目的。　　 

　　第二天，吃过监狱的简陋的早餐后，我平静地坐在牢房的水泥台上，
等候警察送我去法庭。但是直到粗劣的晚餐送进牢房，也没有任何开庭的
动静。犯人们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怪事十分好奇。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同我开
玩笑：老方，也许用不着开庭，你就可以回家了。　　 

　　司法机关从来没有向我解释过为什么1999年4月6日没有开庭。几天之
后律师告诉我：他们也只是在4月5日傍晚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通知4月6
日的开庭推迟。但是法院拒绝向他们说明推迟开庭的原因，也没有预告新
的开庭时间。我猜想，也许是中国政府内某个稍许明智一点的人，在最后
一分钟醒悟到，选择朱熔基总理访问美国的同一天开庭，多少带有挑衅性
。　　

　　朱熔基是一个自视过高的人。他感觉到美国政府对他有好感，因而他
估计很可能在首次访美中大有收获。可悲的是，美国公众并没有对朱熔基
的到访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克林顿顾忌到美国国内批评中国的强烈声音，
也不敢匆忙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果是，朱熔基长达一周的访美
实际上无功而返。这使这个盲目自信的71岁的老人羞怒，也使他的政府恼
火。于是中共政权决心从反面来打“人权牌”。　　

　　朱熔基回国几天后，1999年4月26日早上，牢房的铁门突然打开了，警
察通知我马上去法庭。　

　　　我淡然地走出牢门，警察叫住了我。他们十分仔细地搜查了我的全
身，并特地问我有没有携带纸或笔。我回答说：你们从来没有给过我纸和
笔。我的口袋里有两片准备上午吃的药，他们告诉我不能带任何东西去法
庭，所以药必须放回牢房。　　

　　在宽阔而幽深的监狱楼道的尽头，站着两位陌生的法院的警察。令人
奇怪的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也站在那里。法院的警察向看守所的所长请
示说：我们现在把他带走？所长表示同意。看来，警方要确保毫无差错地
将我押离看守所。　　

　　按照惯例，每次开庭的囚车上通常要坐几个犯人，他们将在不同的审
判厅受审。但是我的囚车却空空荡荡。我一个人坐在宽大的囚车后部，几
个警察坐在囚车前部，中间隔着一道镶着铁栏杆的玻璃。警笛刺耳地鸣叫
起来，囚车在北京的公路上疾驰。　

　　　四月的北京正是最美好的春天。透过囚车的窗户，我看到了道路两
边的碧草、绿树和鲜花，它们仿佛在向我展示生活的风韵。但是我知道，
我将为争取政治自由付出美好生活的代价：碧草、绿树、鲜花对我将是奢
侈的。　　

　　正当我在囚车内一个人默默地欣赏北京的春色时，一件怪异的事故发
生了。半路上突然有一辆只坐着一个司机的轿车，紧追在我们的囚车的后
面。这不合常理。中国的司机总是害怕警察的，中国的民用车辆总是躲避
警车的，因为中国警察的权力太大，中国警察对公众太专横。但是这辆轿
车似乎钟情于囚车，紧追不放，两辆车的距离大约只有两米。我预感到可
能会发生事故。果然，囚车突然减速，它的“追求者”—轿车的车头沉重
地撞在囚车的车尾。我因为戴着手铐，无法在剧烈的震动中及时地支撑住
身体，摔倒在囚车的铁板制成的地上。我难以理解这种事故怎么可能发生
。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一辆民用轿车愿意主动贴近呼啸
而过的押解着犯人的囚车。也许，一场交通事故，有助于打乱我在开庭前
的冷静的心态？或者有助于抑制我在开庭时可能采取的强硬态度？　

　　　我的开庭地点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院给我确定了一个最
小的审判厅，大约只有25平方米。事后我听说，不只一个西方国家驻北京
的记者希望旁听我的庭审，但是他们得不到批准。事后我也听说，不只一
个朋友希望旁听我的庭审，他们同样得不到批准。法院只允许我的一名家
属旁听。我的妹妹坐在小小的审判厅的最后一排椅子上。在她的旁边仅有
四名旁听者。但是，这几个旁听者显然不是来自外界的普通公民，他们明
显地具有特殊身份，因为他们相互会心地交换眼色，有的人甚至用熟识的
口吻同法院的警察悄悄打招呼。这种“公开审判”完全是虚伪的形式，更
确切地说，是一场事先编导好的闹剧。　　

　　当审判长装模作样地宣布开庭后，我首先对庭审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
。我指出，安全机关在秘密抓捕我的时候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实际上是政
治绑架；公安机关事后制作的“拘留证”和“逮捕证”都没有我的涉嫌罪
名；所以对我的关押始终都是非法的，因此今天的庭审没有合法依据。　

　　　充当公诉人的检察官声称我的态度恶劣，建议法庭对我从重判刑。

　　紧接着，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法庭辩论。律师为我进行了全面的无罪辩
护。我则逐条反驳了警方、检察机关和法院对我的诬陷。　　

　中国庭审的最后一个程序是犯人进行自我陈述。这是犯人表达对庭审的
意见的最后机会。当4月5日我接到4月6日开庭的通知时，我估计法庭不会
允许我当庭陈述本案的政治真相。在4月6日中国政府未加说明地推迟开庭
后，我预感到整个庭审将禁止我披露本案的任何政治原因。所以，我在4月
6日向牢房内的“囚犯领导”借了一支劣质的圆珠笔和几张粗糙的纸（他是
经狱方同意唯一可以保留少量的纸和笔的犯人），写了一份书面的最后自
我陈述。我在这份陈述中直率地批评了中共政权继续压制民主的错误做法
，并具体说明了本案的政治背景。我的打算是：如果法庭强行禁止我当庭
作口头的最后自我陈述，我至少可以留下一份书面的最后自我陈述。但是
，我的牢房内有一个辛勤工作的电子监视器，而且狱方还安排了几个靠拢
政府的犯人随时向警察悄悄报告我的一举一动。所以，当我写好最后自我
陈述后，狱方及时将它收缴了。因此，当庭审的最后一个程序到来时，我
首先向法官和检察官抗议狱方非法没收我的书面最后自我陈述。他们对我
的抗议默不做声。接着，我开始进行口头的最后自我陈述。我刚刚讲了大
约两分钟的话，仅仅说到秘密警察1998年7月23日对我进行政治绑架，法官
就立即禁止我继续讲话，并宣布庭审结束。我对这种剥夺最后自我陈述权
利的违法行为再次提出抗议。最终法庭作出让步：同意我返回牢房后重新
写一份书面的最后自我陈述。　　

　　离开法院后，我的单独乘坐的囚车前面，又多了一辆开道的警车。也
许有关方面是要向我展现更多的共产党专政的威力，因为我在法庭上的表
现太恶劣了。　　

　　走进熟悉的牢房，回到水泥台上指定的位置，突然铁门又打开了。这
个看守所的所长站在门外。在大多数犯人的眼中，看守所所长在某种意义
上是权力无边的“国王”，他从来没有亲自到牢房找过犯人。其实，这个
所长的言谈举止是含蓄的，在含蓄中透露出丰富的经验。他客气地把我带
进了一间办公室，这时另一位负责警官已经在房内，一位狱警坐在摆好纸
和笔的写字台前准备记录。　　

　　那位所长首先故作和善地询问我，对关押期间的生活条件有什么意见
。我对他说：这里的生活条件远低于正常人的最低生存水准，我希望改善
全体犯人的生活。对此他没有明确表态，而是把谈话转向了主题。他问我
对案件的结果有什么预期。我告诉他：我是无罪的，律师也为我进行了无
罪辩护，但是中国政府出于政治原因要对我进行刑事处罚。他不失时机地
追问：你估计可能会判多长的刑期？我心里明白，这句问话是今天谈话的
关键。有关方面想揣测我对判刑的心理承受限度。我再次强调：我是无罪
的，所以我并不关心中国政府要对我判多长的刑。他也再次和善地强调：
我们可以不谈有罪还是无罪，我只是想知道，你对刑期的长短有什么样的
估计？我完全清楚，他是受上级的指示向我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在这种
情形下，我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而应该明确表示我并不害怕判刑，无论
刑期长短。明确表态或许有助于打消有关方面再次同我做政治交易的念头
。于是我平静地对这位看守所所长说：有关方面可能会判我十年刑。这位
所长一言不发地看着我的脸。然后，他又亲自把我送回了牢房。　　

　　牢房的水泥墙壁出奇地高大，铁窗又出奇地狭小，因而室内出奇地阴
冷。5月的北京已经开始变热，时髦的女孩子往往尝试穿起薄裙。但是很多
犯人仍然穿着冬天的破烂的衣裳，他们还感受不到初夏的来临。　　

　　1999年4月26日第一次庭审之后不久，我得到一个信息：美国政府就这
次开庭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异议。但是我想，中国政府还会继续打这张“人
权牌”。　

　　1999年5月9日上午，狱方突然要求全体犯人集体收看电视新闻。这是
极其罕见的安排。因为这个警戒森严的看守所通常禁止犯人收看电视新闻
，大概是为了防止这些重刑犯和死刑犯了解更多的外部信息，从而更顽固
地对抗政府。所以犯人们对在一个普通的5月的上午收看电视新闻颇感惊奇
，大家猜测一定是发生了重大事件。一个喜欢开玩笑的犯人悄悄地说：是
不是中国发生政变了？另一个大胆的犯人则回敬道：如果真的发生了政变
，狱警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冲锋枪把我们全部打死！　

　　　这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官方播音员愤怒的表情和愤怒的声音。他正
在一丝不苟地宣读中国政府的措辞严厉的声明：美军飞机在昨天（1999年5
月8日）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了三名中国官方记者死亡
。　　

　　中国政府关于美军飞机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的认定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因为此时的克林顿政府是1949年以来对中共政权最友好、最软弱的美国
政府，克林顿政府没有任何必要用硬梆梆的炸弹去向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
人进一步表达温情。　

　　　那时正是科索沃战争的高峰。从1999年3月24日起，北约（NATO）开
始大规模轰炸南斯拉夫境内的目标，以便迫使米洛舍维奇政权停止镇压科
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的自治运动。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政权是所有前共
产主义国家中保留了最多的共产主义专制余毒的政权，也是最具有极端民
族主义倾向的政权。但是中共政权一直是米洛舍维奇政权最坚定的支持者
。中共政权支持被现代文明唾弃的米洛舍维奇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力图在
欧洲保留最后一块准共产主义的领地，以便在西方的后院制造一点麻烦。
这是中共抗衡西方的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更可能的情况是，美军飞机由于技术性的错误，误炸了中国驻南斯
拉夫大使馆。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意外事件，但是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外
交途径妥善处理。然而中共政权更想利用这个意外事故达到其它目标。这
些目标包括：

　　1. 进一步声援米洛舍维奇政权，试图阻挠北约在科索沃和南斯拉夫的
军事行动；2. 防止北约或西方援引科索沃战争的先例，对世界其他地方的
独裁政权或流氓国家进行军事打击和政治干预； 3. 由于朱熔基首次访美
极其不成功，中国政府试图迫使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作出更大的让步，特别
是希望美国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妥协。　　　

　中共政权虽然不是文明外交的高手，但是堪称阴谋外交的高手。　　

　　当犯人们看完电视新闻后，狱方立即要求犯人就“美军飞机蓄意轰炸
中国大使馆”进行集体讨论。在牢房的讨论会上，一些熟知中共的“政治
学习”技巧的犯人，用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语言声讨“美军的暴行”。我
则明确表示：我对中国政府关于美军飞机蓄意轰炸中国大使馆的说法有怀
疑。　　

　　“讨论会”后，狱方又找我单独谈话，询问我对美军轰炸中国大使馆
的看法。我对狱方说：中国政府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美军飞机蓄意轰炸
中国使馆的证据，所以我对此事存有疑问。狱方并没有直接反驳我，因为
他们找我谈话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上级汇报我对这一突发事件的看法。　

　　当然，我十分清醒：中共政权利用这个突发事件做文章，将对我的案
件的处理十分不利。　　

　　第二天（1999年5月10日），两名法院工作人员到看守所向我宣布：法
院决定对我的案件延期审理。　　

　　按照中国法律，延期审理通常是一个月。看来，中国政府想等待美国
政府在中国使馆被炸事件后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就在1999年5月10日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鉴于美军飞机悍
然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方决定： 

    1. 停止中美防务和国际安全磋商； 
    2. 停止中美军方高层交往； 
    3. 中止中美人权对话。 

    　　很明显，中方处理使馆被炸事件的首要的意图，是借机阻止美方
对中国迅速增长的军事力量的关注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把人权对话
同使馆被炸生拉硬扯在一起完全荒谬，这实际上还是把人权问题当成“牌
”。　

　　　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工作效率极其低下，但是在处理中美关系时
效率却如此之高。　　

　　我的案件再次陷入了出“牌”前的沉寂。上一次的沉寂（推迟开庭）
发生在仅仅一个月前。犯人们又一次猜测我将不会被判刑。我没有做这种
乐观的估计。因为我明智地相信，专横而无能的中共政权不会允许一个拒
绝政治交易、未来有可能成为政治竞争对手的“网中之鱼”重新回到大海
。　　　

　“6"4事件”10周年的日子即将来临了。我始终认为中共政权对和平示威
者的屠杀是完全不可接受的。特别令人反感的是，“6"4事件”十年之后，
中国的人权状况仍旧处在灰暗之中。虽然我现在困居监狱，但是无论从道
义上还是从政治上讲，我都应该对“6"4事件”作出一个纪念性和抗议性的
正面表示。　　　

　于是，1999年5月25日，我约见了狱方人员，告知：为了纪念“6"4事件
”10周年并抗议中国政府继续镇压民主分子，我准备在今年6月4日进行绝
食。为什么我要事先将绝食的打算告诉狱方？因为我一向主张，民主政治
是公开和透明的，没有必要把绝食行动当成对监狱的突然袭击。　　

　　狱方没有对我的绝食计划立即表态，只是说“向上级报告”。　　　

　几天之后，狱方约见我，希望我放弃绝食的打算。狱方表示：如果我对
自己的案件或者生活条件有意见，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形式向领导机关提
出，狱方将及时转达我的意见。　　　

　我答复说：我的有关意见已经多次向有关机构表达过。我准备在6月4日
绝食，并不是要提出某项具体意见，而是为了纪念“6"4事件”10周年并反
对当局继续压制持不同政见者。　　

　　6月4日的前一天，狱方再次约见我，询问我的身体条件能否承受绝食
，并且提出：如果我认为健康状况难以承受绝食，监狱可以事先准备一些
急救的设备和药品。我礼貌地向狱方表示：我能够经受绝食。　　

　　6月4日的早饭我没有吃。将近中午的时候，看守所的一位副所长、医
务室主任和一位狱医共同约见了我。那位医务室主任对我说：我们是医生
，不懂政治。你有自己的政治信念，我们不干预。我们只是从人道主义角
度出发，希望你为了身体健康而停止绝食。如果你想通过绝食表达你的政
治立场，你已经做到了，因为你早上并没有吃饭。我们希望你从中午开始
吃饭。　　

　　我平静地告诉他们：6月4日这一天还没有过去，所以我还不准备结束
绝食。　　

　　其实，狱医都是现役警察，他的讲话不仅仅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而
且是在履行上级交办的劝说我停止绝食的政治任务。　　

　　纪念“6"4事件”10周年的抗议性24小时绝食顺利地完成了。虽然狱方
没有强行禁止我绝食，但是我知道，我的这种顽固地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
立场肯定进一步刺激了领导层的政治神经。　　　

　在延期审理的一个月中，我得到了方向不同的信息。一类信息是，中国
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批准对我严惩，朋友们希望我做好判重刑的精神准备
。另一类信息是，虽然中方单方面中止人权对话使美方失去了正常的人权
外交渠道，但是美国政府仍然在为妥善解决我的案件进行着努力。我的判
断是：对我的案件的最终处理将是中美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　　　

　1999年6月10日，即法定的延期审理的最后一天，牢房的铁门又一次打开
了：狱警通知我去法庭。　　

　　那天的情形同4月26日第一次开庭相比，显得更为异样。　　　

　押送我的囚车不是按惯例停在看守所的第二道大门之外，而是停在最后
的第三道大门之内，直接停在了关押我的灰白色水泥楼房的门口。囚车上
仍然只有我一个犯人，当然，前排坐着几个警察。当囚车开出看守所的第
二道大门时，我发现我的“车队”竟然包括了五辆车！囚车的前面有两辆
警车，囚车的后面还有两辆警车。在最后一辆警车上，坐着看守所的一位
副所长。这种安排更是不符合开庭的惯例，因为看守所从来不需要派人去
法庭，而是由法院的警察押送犯人去开庭。甚至囚车前排的一位法院的警
察也不解地问身旁的负责人：为什么看守所要派副所长跟车押送？　　

　　这五辆车鸣着警笛、闪着警灯，排着队驶上了北京的环城公路。我在
车上注意到，在每一个途径的路口，都增添了更多的警察，较大的路口还
停着警车。在每一个途径的路口，红灯都阻止了过往的车辆和行人，警察
们则严肃地监督着车辆和行人不要逾越红灯前的停车线。被迫止步的行人
好奇地观望着我们的这支“特殊车队”，他们也许在猜测，是哪一个要犯
正在被押赴神秘的刑场！我知道中国的警察很多，但是我没有想到中国的
警察如此之多，为了押送一个毫无暴力倾向的政治犯而兴师动众。很难想
像有权作出这种警戒安排的高层机构是出于何种考虑。难道是出于谨慎，
防备我途中脱逃？或者这一切都是共产党极权制度的“规格”？　　

　　第二次庭审的情景比第一次庭审更可笑。它仅仅进行了二十分钟。检
察院和法院草草宣读了几份办案材料后，既没有给我时间作辩解，也没有
给律师时间作辩护，而是匆匆宣布休庭，等候宣判。　　

　　几十分钟之后重新开庭。审判长煞有介事地宣布了事先准备好的判决
。如同我所预料的，这次判决好像是外交妥协的产物。中国政府放弃了先
前指控我的两项罪名中的一项，以另一项罪名对我判刑四年。　　　

　审判长刚刚读完判决书，我立即表示：这是非法判决，我提出抗议！�

　毫无疑问，没有美国和欧盟的努力，我的刑期很可能要比四年长得多。
中国政府之所以先前提出了两项指控，就是做了讨价还价的准备。必要的
时候，它可以放弃一项指控。当然，如果国际压力不足，它就会坚持两项
指控。　　　

　对我宣判之后不久，大约在1999年6月下旬，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中方递
交了一份照会，就我的案件提出了三条要求：　　

　　1　无条件释放；　　
　　2　允许出国治病；　　
　　3　改善关押条件。　　

　　中方没有答复美方的要求，因为中方不认为有必要在人权问题上作出
太多的让步。　　

　　根据中国的法律，第一审判决之后，犯人可以在十天之内向上级法院
提出上诉。在中国，可能99％的上诉是被驳回的。就政治犯的上诉而言，
其成功率大概是零。但是，我不能放弃上诉的法定权利。因为如果我不上
诉，等于承认了对我的非法判决。所以，虽然上诉的前景毫无光明，我仍
然在法定时间内提交了上诉书，全面批驳了中国政府对我的政治迫害和诬
陷。　　

　　六月下旬的一天，受理我的上诉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两位工作人
员到看守所同我谈话，其中一人就是不久以后第二审的审判长。这位日后
的审判长离开司法问题，提出如果我愿意，可以向领导机关写书面报告，
谈谈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无论我向哪一个领导机关写报告，法院都会及
时转递。　　

　　我作为一个过去的政府官员，熟悉共产党的政治语言。这位审判长实
际上是暗示我，可以向高级领导层写认错材料。如果我能够递交认错材料
，中国政府或许可以对我的判刑作出某种调整。我完全明白，这是一种更
为含蓄的政治交易。　

　　　我告诉这位审判长：我不想通过法院向有关机关送交任何材料。中
国政府以政治原因秘密关押我，现在又诬陷我“非法经营”，这两者都是
不可接受的。我只接受无条件恢复人身自由。　

　　　审判长只是谨慎地表示将把我的看法“向上级报告”。　

　　　七月的一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我的上诉。但是这次审理不
是公开审判，而是秘密审判：不允许律师出席，不允许家属旁听，当然也
没有其他旁听者。中国政府不敢公开审理我的上诉，再次表明了他们在政
治上和外交上的心虚。　　

　　我在法庭上首先对秘密审判提出了质疑。三位法官回避我的质疑，只
是重复一审法庭对我的诬陷。我要求二审法庭出示我的“犯罪”证据，但
是这三位法官同一审法官一样，也提不出任何证据。我告诉他们：你们对
我的指控，我在一审期间已经作了全面反驳，律师也作了无罪辩护，所以
二审的内容毫无新意，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法律形式。　　

　　这个无意义的、空洞的二审形式还需要一个预先设计好的结局。1999
年7月21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我进行了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原判。�

　　审判长装腔作势地念完二审裁定书后，我马上说道：我不接受任何出
于错误的政治目的而非法实行的刑事处罚。我并且要求法庭的书记员将我
的这句最后的表态写进庭审记录。直到亲眼看到书记员将这句话记录在案
，我才同意离开法庭。　　

　　一审宣判的当天和二审宣判的当天，狱方都立即找我谈话，询问我对
判决结果的想法。当然，这不仅是看守所的兴趣所在，更是它的上级的兴
趣所在。有关机构可能想知道，判刑是否令我情绪激动，或者心情沮丧，
抑或回心转意？我告诉狱方：判决的结果是我意料中的，我很平静，但是
我绝不承认判决的合法性。　　　

　这场审判闹剧不仅在政治上漏洞百出，而且在技术上漏洞百出。检察院
对我的起诉书的编号，竟然同一个儿子杀死父亲的案件的编号雷同，这使
检察院事后不得不修改了我的起诉书的编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
我的一审判决书，应该交给我副本，正本必须保存在法院，而是它却将正
本交给了我，于是第二天法院不得已又用副本来向我更换正本。这些前所
未有的技术性的差错，从一个侧面表明审判我的主角，并不是检察院和法
院，而是中共政权的政治机关和安全机关。政治机关和安全机关在幕后指
挥司法机关对我进行审判，傀儡式的司法机关就难免不发生技术性的混乱
。　

　　　一审判决和二审裁定的宣布时间看来也是精心安排的。　　

　　宣布一审判决的日子是1999年6月10日。正是在这一天，联合国安理会
授权北约地面部队进入科索沃，并责成南斯拉夫军队和警察撤出科索沃。
这标志着西方在科索沃战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中国对安理会的这个决
议投了弃权票。人们可以想像中国政府是如何厌恶这个决议，但是它不敢
行使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因为中国政府在本质上害怕以美国为首
的民主国家，正如极权在本质上害怕自由。选择这个日子宣布对我的判决
，一是可以曲折地表达中国政府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的不满，二是可
以防止西方媒体更多地关注我的判决。　　　

　宣布二审“维持原判”的第二天，即1999年7月22日，中国政府公开取缔
“法轮功”。选择此前一天对我进行二审裁定，一是可以将政治性的民主
反对派同非政治性的民间信仰运动“无意中联系起来”，二是可以用“法
轮功”分散西方对中国民主反对派的关心。　　

　　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是一个粗糙的政权，行事往往马虎。但是它也有
精细和认真之处。这种精细和认真主要体现在敏锐的政治问题和敏感的外
交问题上。　　

　　按照中国的法律，二审裁定就是终审判决。从1998年7月23日被秘密拘
捕到1999年7月21日二审裁定，拖延了差不多一年。　

　　　我心里十分清楚，由于我拒绝了安全机关的政治交易，拒绝了公安
机关的政治交易，拒绝了检察院的政治交易，拒绝了法院的政治交易，高
级领导层对我政治上的顽固无疑极其不满。虽然由于美国和欧盟的努力，
中国政府最后不得不对我轻判，但是它会在今后的三年中千方百计迫使我
改变政治立场。因为四年的刑期对中国政府来说太短了，我很可能在四年
之后“死灰复燃”。　　

　　我需要做好应付更恶劣的挑战的准备。　　

　　1999年7月28日上午，看守所的一位负责人对我宣布：奉上级指示，今
天把你转到另一个监狱。我默默地听着，一言不发。　

　　　我走上囚车，最后看了一眼这个熟悉的、宽阔的、戒备森严的大院
子。此时已经是北京的盛夏，灼热的阳光照射在灰色的水泥地面上，天空
没有一丝云彩。我猜想，下一段的监狱生活可能比酷夏还要严酷。那位看
守所的负责人带着几名警察坐在囚车的前排。这时我听到他既像是自言自
语，又像是说给我听：“唉，政治犯，政治犯……”，他一边轻声说着，
一边仿佛惋惜地轻轻摇头。他也许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在越来越多的人拼
命追逐权位、金钱和女人时，中国还有人情愿做“政治犯”？　　

　　囚车启动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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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溪：今日中国赤裸写真

    窃国大盗登天， 元老胡温坠地。 
    圣旨御批登天， 党章宪法坠地。 
    三个代表登天， 政治改革坠地。 
    纳粹主义登天， 共产主义坠地。 
    专制独裁登天， 人权民主坠地。 
    乱臣贼子登天， 清官好官坠地。 
    宠臣奸臣登天， 黎民百姓坠地。 
    乌龟王八登天， 麒麟凤凰坠地。 
    贵妃贵人登天， 万千妓女坠地 。 
    巨贪贼王登天， 小贪小偷坠地。 
    至立官位登天， 教育事业坠地。 
    学校赚钱登天， 学子失学坠地。 
    医道医术登天， 医德仁心坠地。 
    医药收费登天， 病人小命坠地。 
    航天飞船升天， 社会保障坠地。 
    官商大款登天， 工人农民坠地。 
    出卖灵魂登天， 出卖肉体坠地。 
    一二太子登天， 工农子弟坠地。 
    高楼大厦登天， 民房民居坠地。 
     
    官商圈地赚大钱， 百姓自焚来请愿。 
    大款二奶排成串， 平民光棍娶妻难。 
    三自教会作花瓶， 基督徒聚会判坐监。 
    种种气功都灭绝， 信徒越多越遭难。 
    国库掏空国企垮， 化作私人的财产。 
    太子掌管外汇局， 转移国外好方便。 
    国土资源挥霍尽， 肥水不留外人田。 
    糟蹋环境沙漠化， 子孙后代活命难。 
    黄祸黄祸非科幻， 一步一步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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