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2322期(2004.07.11)专门散播各种受中共查禁的新闻和评论 面向高层内部传阅：推动政治改革 突破新闻封锁 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VIP Reference(Dacankao) Defends Human Rights in PRC Since 199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台湾《壹周刊》两名记者在上海采访时突然失踪 2. 蒋瑞：父亲蒋彦永是一个好医生，肯定不是一个政治家 3. 美国之音：港支联发动签名吁释放蒋彦永 4. 杨天水：邪恶的力量终于按耐不住了 5. 警方高压农民倒戈 张友仁成中流砥柱 6. 民权活动家赵岩的惹祸文章：《在青口镇的现代化中农民获得了什么？》 7. 刘晓波：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 8. 魏京生：如此对待香港有前途吗？ 9. 张五常：悼杨小凯 10. 假如鲁迅再活三十年 11. 惊天骗局：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披露《六四真相》一书出版过程 ～～～～～～～～～～～～～～～～～～～～～～～～～～～～～～～～ 　　　　　　　　　　　　　　言─┼─论 　　　　　　　　　　　　　　｜则┼兼｜ 　　　　　　　　　　　　　　┼┼●┼┼ 　　　　　　　　　　　　　　｜明┼听｜ 　　　　　　　　　　　　　　由─┼─自 　　天安门的罪恶！北京遭遇十几年来罕见狂雷暴雨：今天新华网出了几 组图片，还有几则消息：二小时降水量75毫米北京遭遇十几年来罕见暴雨 ；暴雨天气今午后突袭北京城古老京城成水乡泽国；北京突遇雷电轰鸣疾 风骤雨未来三日天气(图)：北京突降暴雨 造成城区部分房屋倒塌 2人受伤 　　中新网报导，十日下午，北京城上空突然电闪雷鸣，暴雨如注，不一 会儿功夫，古老京城便成水乡泽国。下午四时许，一直阴沉的北京城上空 突然电闪雷鸣，粗大的雨点顿时将京城“淹没”，一道道闪电如银蛇般不 时划破天际，滚滚雷声震得停车场里的私家车警报直响。在王府井附近的 一座大厦旁，几名年轻女子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响雷吓得尖叫不已。骤雨滂 沱中，城市街道顿时变得人影稀疏。 　　中国经营报引述知情人士指出，最近中国银监会加强对银行信贷业务 的指导，「一大批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上了黑名单」。据指出，大陆宏 观调控的收紧，使一些大型民营企业集团将面临资本的寒冬。 　　有关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大陆外贸顺差为241亿美元，吸引外资也近 400亿美元，然而，同年国家外汇储备为1600多亿美元，仅比上年增加93亿 美元。专家分析，在外贸实现持续较大盈余、外资大量流入下，外汇储备 增幅减缓甚至有所下降是不正常的。 365亿和388亿美元。1999年虽对资本 外逃有所遏制，但仍达到238亿美元。另有经济学家则认为，2000年资本外 逃已达480亿美元，超过当年外商对大陆投资的407亿美元。估计2001～2002 年，资本外逃恐已超过530亿美元。大陆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专家更倾向于 这一数据，即中国大陆资本外逃占同期国际收支总额的3％左右，占国际收 支对外支付的6％左右。考虑到中国大陆的外汇管制相对比较严格，以进出 口伪报形式逃匿的资本及其它隐性外逃资本可能远远大于墨西哥和韩国。 有关专家指出，大概每年结汇都有200亿美元左右的窟窿补不上。资本的大 量外逃使得中国大陆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 资本外逃国。由于资本外逃无法精确计算，有人担心，日益猖獗的资本外 逃将会危及中国大陆金融的安全，甚至成为金融危机的根源。 　　在外逃资本中，除一小部分属于合理或正常的资本外流外，大部分都 属于非法的资本外流。多数学者认为，目前中国大陆外逃的资本主要有三 类：一是通过贪污、受贿、寻租及出售国企等手段侵吞的国有资产；二是 从事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获得的巨额财富；三是通过合法经营积 累的私人资本。 　　章子仪: 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一定有若干男人尸体。 　　广东警方9日在通过新闻媒体发出的首个全省警情「治安情况」中透露 ，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发生色诱劫案484宗，主要集中在珠江叁角洲地带，作 案手法一般是强抢或麻醉事主至昏迷後抢劫。据《广州日报》披露，色诱 迷魂劫案大升，主因是目前珠叁角「迷魂药」泛滥，兜售「迷魂药」小广 告在佛山、广州、中山等城市的车站公厕、街头巷尾、电线杆上随处可见 。报导称，「迷魂药」虽属烈性安眠药，街头兜售却难以监管、难以定罪 ，以致危及社会安全。 　　美国华盛顿DC将展现全长1.2英里的「勇气长城」！六十多个国家的法 轮功学员，7月20日-7月25日，将到美国首都华盛顿DC举办一系列活动。7 月23日，星期五，1500多名来自全世界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将在华盛顿DC 市区内组成一条人墙，用这个特殊的方式，表达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五年 的镇压，决不屈服的勇气和毅力，并强烈抗议江泽民对国内外法轮功学员 的恐怖迫害。此活动欢迎当地华府居民加入，共同组成「勇气长城」。活 动的组织者黄先生介绍说，排站人墙活动取名「勇气长城」，起点为新建 成的二战纪念碑，而终点是中国大使馆，1500多名法轮功学员身著黄色T恤 衫，手持小横幅，相间八英尺，站立于人行道一侧，全长1.2 英里。 　　美国国务院9日公布一份日前送交国会的西藏事务报告，其中提到美国 将持续向中国大陆和西藏施压，要求双方在无预设前提下展开对话；美国 国务院也希望北京和西藏能透过实质对话，达成一种「协商过的解决西藏 问题方式。」根据美国国务院报告，美国不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但美国 确实和在美国、中国大陆内部及全世界的不同政治或其他西藏人团体的代 表保持接触。美国国务院在这份送交国会的「西藏协商报告」中并表示， 大陆在2002年及2003年邀请达赖喇嘛的代表访问，让美国感到鼓舞；美国 国务院也希望类似的接触能够持续，使双方的实质对话能达成一种「经过 协商的解决西藏问题方式。」 　　广州军区日前举行将官晋衔仪式，王继堂晋升中将军衔，赵存生等15 人晋升少将军衔，黄绍金晋升专业技术少将军衔。广州军区政治委员杨德 清上将宣布军委命令，并与军区司令员刘镇武上将一同给17名军官颁发军 委主席江泽民签署的晋衔命令状。 　　美国国会议员对美国电影制片业人士发出警告，敦促他们减少电影中 吸烟的画面。议员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调查显示儿童在电影中看到吸 烟的镜头以后，更容易染上吸烟的习惯。但是，美国电影业的中心好莱坞 以言论自由为名，抗拒国会施加的压力。美国联邦政府疾病控制中心的官 员表示，目前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影片里会出现吸烟的镜头，包括拍给青少 年看的那些影片。疾病控制中心的官员还说，在美国，每天都有大约4千4 百名青少年开始抽烟。美国达特莫斯大学的儿科医生迈德琳·戴尔顿认为 ，这两个数字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戴尔顿医生去年就两千六百名10至14 岁的青少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电影中出现吸烟的镜头是造成青少年吸 烟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最近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禁烟条约上签字，成为 该条约第108个签字国。在美国签字的第二天，戴尔顿医生向美国参议院一 个委员会提供了这些数据。 ～～～～～～～～～～～～～～～～～～～～～～～～～～～～～～～～ 台湾《壹周刊》两名记者在上海采访时突然失踪 　　采访主题敏感传大陆安全部门扣人「想问一些事」目前安全无虞 　　【世界日报台北十一日电】隶属香港壹传媒集团的台湾壹周刊两名记 者前往上海采访时失去联系，目前并不确定是遭国安单位留置，或者是其 他因素。壹周刊正透过管道全力了解，并已要求海基会协助。 　　据了解，壹周刊在九日与其中一名记者通电话时，该名记者讲话闪烁 ，「答非所问」，自此就失去联系，壹周刊判断恐遭挟持。 　　壹周刊10日晚召开紧急会议，相关的高层及两名记者的主管都认为， 在顾虑两名记者安危的前提下，应该采取低调态度处理，未对外公开说明 。 　　面对其他媒体有关询问，壹周刊也统一口径，对两名记者赴大陆采访 目的，仅表示所接触的人大多是台商，采访的内容与两岸诈骗集团有关。 至於相关细节不愿多作透露。 　　壹周刊人士私下表示，壹周刊对这两名记者下落的讯息并不明确，一 说两记者遭国安或公安单位带走，但未获证实。 　　据了解，这两名记者赴大陆采访的对象相当敏感，且与台湾黑道有一 定程度的关联。壹周刊私下判断，两名记者若遭到国安单位带走，安全暂 无顾虑；若非如此，就令人相当担心，壹周刊除透过海基会协助外，也正 透过道上的人士帮忙打听。 　　【联合报系记者仇佩芬台北─上海报导】两名台湾壹周刊记者在上海 采访时失联，可能起因於采访内容正巧是大陆方面希望获得的情资，被大 陆有关部门留置问话。上海方面消息指出，两人安全无虞，可以在适当时 候返台。 　　据消息人士透露，两名记者在上海被限制行动，是大陆安全部门「想 问一些事」。这名人士说，由於两名记者此行采访题目十分敏感，使得大 陆方面想从二人身上获得他们采访得来的情资。 ～～～～～～～～～～～～～～～～～～～～～～～～～～～～～～～～ 蒋瑞：父亲蒋彦永是一个好医生，肯定不是一个政治家 　　(希望之声记者方伟采访报导)大家熟知的蒋彦永是挽救中国甚至世界 免遭SARS肆虐的人，是敢于向中共最高层直言不讳的人，和《时代》周刊 2003年度的风云人物。但是，在生活中的蒋彦永医生是个什麽样的人，作爲 一个医生，一个父亲，一个丈夫？ 　　蒋瑞第一次详细地披露了她眼里的父亲蒋彦永。 　　根据蒋瑞介绍，父亲蒋彦永在40年代末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49年 进入燕京大学暨北京大学的前身，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院。五年后，也就 是1957年，蒋彦永从医学院毕业，进入310医院工作。母亲华仲蔚和蒋彦永 同样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退休前在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做基础科学的 研究工作，两人今年都72岁，身体都非常健康。 　　蒋瑞说，我妈妈72快73岁了，身体一直都很好，没有心脏病、高血压 这些毛病，我父亲身体也是很好的。 　　做为妻子的华仲蔚蒋医生仗义直言是什么看法呢?蒋瑞说，我妈妈是很 担心，毕竟在国内这麽多年，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要出来说话的话是很令 人担心，就是怕会有什么结果。 　　在女儿的心中，她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蒋瑞说，我觉得他就是 有话他要讲，就像六四事件他是亲眼看到的，他说作为一个医师，他看的 了就是不能忘记，平民老百姓就这样被自己的军队打死了。就是在街上走 嘛，很多人也就只是去看热闹什麽的，就这样平白无故被打死了，所以他 不能忘记这件事情。 　　他觉得共産党应该自己主动应该能够认识到这个错误，而且就是说， 虽然表面上好像事隔这麽多年了，很多人都淡忘了，但这个事情真正要解 决的话，并不会引起什麽不安定，我觉得反而会让社会更安定。因爲这本 身是一个很不安定的因数，每年到了六四之前，就很怕风吹草动，很怕提 六四这件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安定的因数。就我父亲的性格，是一定 要讲出来的，我想，他今年不讲明年也会讲。 　　蒋瑞表示，他的父亲信奉的就是讲真话，无论因此会遭到什么样的压 力，或者受到什么样的损失，而他的ㄧ生也确实因为讲真话，遭到许多磨 难。 　　蒋瑞说，他坚持一条就是要讲真话，他就是不肯对高压的势力低头。 像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很多人就不太说话了，但是他一直是有什麽就是 要说，要不断提这些东西，所以他这些年就常常会受到一些影响，而他也 不太在乎，他要说话他还是说。 　　在文革中，蒋彦永医生也因为他的直言不讳而被关押多年。蒋瑞说， 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被关起来了很多年。也是说了什麽话吧，具体说 什麽话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当时大慨就是现行反革命。他在医院里头关了 两年，后来又把它弄到清海的军马场去劳改。 　　蒋瑞这样回忆他成长的家庭和做爲父亲的蒋彦永医生。蒋瑞说，我们 家是一个很自由的家庭，没有家长说你一定要做什麽，一定不要做什麽， 都很尊重我们个人的意见。他们从来都不会管我读书或其他什麽的，没有 语言上的要怎麽样，但是他就是一个活的遵照。 　　我父亲是家里的事跟外面的事都做的很多，不光是在外面给别人看病 ，买菜、买东西他都做，他也能做做饭。我从小到大，没有听到过他们吵 架，就是环境都是很合谐的一个家庭环境。 　　他对病人也是非常非常认真，我知道他周末也都是一定要去医院去看 病人的，而且对病人不分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什么高官，他都会尽自己 的力去帮助。 　　坚持原则的蒋彦永医生又是如何教育他的子女呢？蒋瑞说，在家里没 有什麽说教，他们对我的朋友们也都很友好，就是让他们觉得是很严厉的 那种家长。在家里就是没有什么言教，但是从他的所作所为，我就觉得做 人可能就是要正直，就是做一个正直的人。 　　蒋彦永夫妻每年都要来美国探望女儿一家和外孙，蒋瑞很需要父母帮 忙照顾放暑假的儿子，蒋医生夫妇一般住三个月，有时半年，但是国内的 日子，已经退休的蒋医生仍然非常忙碌。 　　蒋瑞说，应该算是退休了，他还是经常回去做手术，也去其他的医院 ，人家请他帮忙难一点的手术或者是人家不愿意做的，他做的比较多，就 是经验比较丰富，他愿意做，他身体还很好，精力比较旺盛。但是毕竟七 十多岁了，这几年也确实是不如以前，体力毕竟不如以前。 　　有人说对蒋医生严厉的打击是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一种表面化，蒋医 生是否卷入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漩涡呢？蒋瑞说，在中国，只要生活过 几十年，就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反右的人都会知道，站出来说话是很可 怕的，都会顾忌，都会怕一些事情。现在年轻人也不太知道过去的那些事 情。 　　他就是把他的经历、他看到的东西说出来，他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 我觉得我父亲就是作爲一个医生，他给病人治病，一个很好的医生。但是 在政治上，他肯定不能算是一个政治家，不能够去跟他们在政治上斗争， 因爲他不会那种溜滑，他就是直言。 　　他就是出于他的良心出把这些事情说出来，他并不是要卷入一场什么 政治斗争里，但我也不希望他变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为我很佩服他的 这种正直。 ～～～～～～～～～～～～～～～～～～～～～～～～～～～～～～～～ 美国之音：港支联发动签名吁释放蒋彦永 　　(熊健香港报导)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发 起要求释放蒋彦永医生签名运动。 　　去年春天揭露中国卫生当局隐瞒非典型肺炎真相的中国退休军医蒋彦 永，今年二月二十四号上书中共中央，中国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国国 务院要求为六四正名。蒋彦永在上书中指出，他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 是人心所向，决不会造成人心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 大的不稳定。 　　今年六月一号蒋彦永医生在前往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前往美国探亲的 途中，被中国有关当局拘禁。 　　平反八九民运，是香港支联会成立十五年来一贯坚持的纲领。对于蒋 彦永医生因为提出为[六四]正名而遭到拘禁，支联会表示抗议。并且在七 月十一号下午在九龙人流拥挤的旺角行人专用区发起签名运动要求中国有 关当局释放蒋彦永医生。 　　*司徒华：一个医生救了一个国家* 　　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告诉美国之音说：蒋彦永去年揭发萨斯疫情，被赞 为是一个医生救了一个国家。他实际上对国家有很大的贡献。今年他上书 要求平反六四。可能中国政府不喜欢他那么作，恐怕这个要求扩大出来， 所以就把他抓了起来，要镇压这些提出平反六四的人。 　　司徒华说，搞签名运动，就是敦促中国当局释放江彦永医生，“我们 只是自己有一分力就出一分力。而且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要求释 放蒋彦永。” 　　*金钟：抓一警百* 　　香港时事评论人士、开放杂志的总编辑金钟表示，中国有关当局拘禁 蒋彦永医生，是要给中共体制的人，尤其是有相当地位的干部发出一个杀 一警百的信号。 　　他说：利用这个事情警告他们体制内的那些人，以后不能像蒋医生那 么干，什么讲真话。 　　*全球拯救蒋彦永签名网站* 　　除了香港的支联会发起要求释放蒋彦永医生的签名运动，由全球278位 知名的华人及学者发起的拯救蒋彦永的签名网站七月十号也正式开通并发 表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蒋彦 永，保障中国公民的自由权利以及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 ～～～～～～～～～～～～～～～～～～～～～～～～～～～～～～～～ 杨天水：邪恶的力量终于按耐不住了 　　《中国农民问题调查报告》的作者陈春（陈桂棣和春桃夫妇，以下简 称陈春）受到了一些官僚的起诉，这是正常的法律诉讼吗？仔细考察，我 们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不应该是正常的诉讼，而应该是邪恶的力量 终于按耐不住了的举动，它的骨子里是要报复正直的作家，利用法律来击 垮真实的调查结果，掩盖无限腐败之下的中国三农问题的骇人听闻的恶化 。 　　按常理，现代社会，每个公民作为自然人，或者法人，或者法人团体 ，都有权利诉诸于法律，寻求问题的和平的公正的解决。 　　但是，当丁作明因为坚持自己的针尖大点儿的公民权，就被中共地方 黑势力残忍虐杀时；当蚌埠的中院有意歪曲事实，判处固镇小张庄村领导 预谋报复杀死很多条人命是受刺激状态下杀人时；当司法系统将无数殴打 虐待施加到被监禁的政见持异者，教见持异者，普通刑事犯们的身心上时 ，当年涡阳某县领导，听信某个乡领导群体谎报匪情，诬陷某个村的村民 绑架了他们，便出动数百名警察，官员，保安冲到那个村子，不分男女老 少，疯狂地打人捕人时，当那些乡村两级的由政府和黑道组合成非理性的 力量，有很多时候是凶暴的力量，冲到农村，以收取税收或者「三提两统 」为名义，实质上进行绑架，抢劫，行凶，打人，毁坏农民财产时，这些 貌似顺从法律的官僚，就是这些正在起诉陈春夫妇的官僚们，所谓的法制 观念，所谓按照法律办事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呢？那个时候是否他们在官府 的宴席上，歌厅的包间里，和那些作恶者沆瀣一气呢？ 　　《中国农村问题调查报告》，形式上是一部报告文学，事实上是一部 认真负责的历史记录。它对大陆的三农问题的现状，这些问题的制度的和 政策的根因，条缕分析，尊重事实，让很多平时为三农问题迷惑不解的人 ，顿开茅塞。 　　首先，这部书的功劳在于，集中地记述了很多具有代表意义的，政府 的或者政府勾结黑道的，对农民施暴的事件，让海内外能够读到此书的人 ，让我们的后人，能够真实地了解到极权专制主义之下，政府的统治以及 它的官僚阶级，是多么如何依靠暴力来进行统治的，国民是怎样的无奈， 怎样地受尽政治上的压迫，经济上的敲剥，肉体上的挨打和精神上的恐怖 。 　　更重要的是，这部书没有简单地将发生在中国农村的种种暴行，归结 到官僚阶级的本性败坏之上。就是说，那些由政府或者他们的打手出面的 ，施加上农民身上的暴力和压榨，不是那些人天然地凶暴。而是一种权力 不受制约的结果，也是这个国家的决策阶层政策失误的结果。 　　比如说，一九九四年以前，大陆没有实行分税制。但是分税制之后， 中央国税拿走了大部份地方的税收，而地税的收入很少，同时本来应该由 国家财政负担的地方教育，道路建设，人员开支等很多方面的开支，却要 地方财政负担。地方财政没有充足的收入应付这些开支，只好自己寻找门 路，最后滑进暴力敛财的泥坑。 　　地方的七所八站，是和上级机构对口设立的。这样机构日益庞大，可 是这个国家决策阶层从来也没有下决心解决机构臃肿，人员冗杂的弊病。 而地方日益庞大的机构和人员的开支，仍然是要地方自己负责，于是，他 们不去找农民敲诈勒索，还能够找谁去索要呢？ 　　同时由于制度性的弄虚作假，迫使地方官僚阶级不得不虚报产量。不 虚报，很快就会丢掉职务，那可是他们家小生活安康富足的依赖！官僚阶 级如何舍得丢掉职务。可是虚报了，农民就倒了楣。当农民发现自己的紧 有的一点收入，要被当做税收和三提两统收走时，哪里愿意？他们的孩子 眼看会饿死病死。于此情况之下，农民会抗税。那么地方的乡村两级官僚 无奈之下，只好诉诸于暴力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保护自己的妻小的生路了 。 　　还有上级层层要求下级在很多方面「达标」，道路建设，村镇建设， 学校建设，等等，不一而足。这样的达标，是需要金钱做为后盾的。既然 中央不对地方实施财政拨款，同时又用这些所谓的「达标」来衡量地方官 员的政绩，那么地方的官僚阶级，不去农民头上榨取抢劫，还有甚么其它 的途径呢？当然有，除了地方官员自动放弃自己的职务。 　　其实大陆司法系统的很多暴力行为，就是很多殴打虐待被监禁人员的 暴行，根子也在这个国家的决策阶层和他们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之上。比如 说，中共将所有的犯人看成是敌人，害怕人权和民权，担心特权群体的利 益受到威胁的既定的路线形成之后，强调稳定，经常号召打击。这里的稳 定和严厉打击，是有文字以外的含义，稳定即必须让囚犯们俯首帖耳，不 能让他们暴露监狱里违法侵权和暴力打人一类的黑幕，囚犯必须鸦雀无声 ，不敢抗争，要求权利；打击含有鼓励暴力对待囚犯的潜在的暗示。那么 下级司法机构，为了完成稳定的任务，就藉著严厉打击的指令，放手打人 了。而最近强调的人性化和强雕人权多些，据说某些监狱的警察无法一时 适应不许打人的管理情势，觉得不打人就无法管理囚犯，于是要求调动到 监狱的技术部门。但是由于既有的制度未便，由于被管理者还没有充分的 人权，很多地方，暴力依旧横行，渖阳的龙山劳教院里极端残忍地殴打虐 待女性法轮功信徒的事件，就是例证。 　　无论三农问题领域的政府官员的暴行，还是司法机构里的警察的暴行 ，其根本原因都不是这些施暴者天性凶暴，而是不受制约的专制制度纵容 推动或者姑息他们作恶。 　　陈春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报告》中，非常客观冷静地分析了地方政 府中暴行的制度背景和政策背景。他们夫妇二人，对中国社会怀抱罕见的 负责精神，对农民怀抱真挚的深刻的同情，在多数知识份子整天为自己的 私人利益弄虚作假和趋炎附势的浊流中，在很多知识份子已经比官僚阶级 还要麻木不仁的堕落中，他们显然是我们民族的良知典范。他们揭露三农 问题的真相和根因，为农民的利益，为农民能够摆脱暴力和奴役而大声疾 呼，真是功在天下的历史勋臣。 　　面对这样的正义之士，邪恶的力量当然不甘心受到揭露而无动于衷， 于是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进行报复就成为必然的走向了。 　　如果他们起诉陈春夫妇是真的，那么没有丝毫别的理由可以让人信服 ，理由只能有一个，那就是邪恶的力量，在正义力量的批评面前，终于按 耐不住了。 （南京） ～～～～～～～～～～～～～～～～～～～～～～～～～～～～～～～～ 警方高压农民倒戈 张友仁成中流砥柱 　　俞梅荪 　　据悉，3月24日，唐山市公安局召集移民维权代表开会，在警方的高压 下，有的代表抵制不去，更有一些代表纷纷倒戈。在会上，耿国宪说，他 参与罢免张和是受了蒙骗，并提议，请3万移民签名拥护张和，证明张和是 好书记。市公安局周副局长婉言谢绝，说是你们有这份心意就行了，反签 名就不用了，我们公安机关自有办法。乔占科昧着良心说：万人签名罢免 活动是受了北京人的骗了，是北京人运作的，是张友仁出的头。 耿国宪――进京呈状10代表之一。1月28日，耿国宪和李铁来北京取回了我 最后改定的《罢免动议书》正式文本。他2月28日进京呈状被抓回。4月27 日，他来北京到李柏光和我家，代张友仁取回张被捕时留下的背包，其中 有一些上访材料和我撰的《大逃亡纪实》和张耀杰的评论文等。后来，他 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了公安局，原来是公安局派来的。他现在滦南县坨里镇 四新庄派出所打工，每月有四百元收入，是一个并不很坏的农民倒戈者。 　　乔占科――进京呈状10代表之一。2月28日晚，唐山警方把其他7名维 权代表一网打尽时，他和张友仁正在我家而漏网。3月4日他回唐山后被双 规，6月中旬释放后来北京我家取回存放在我家的军大衣时，对我很友好， 我见他很消沉。 　　一些维权代表迫于警方压力而倒戈，把责任推到张友仁和我、赵岩、 李柏光身上。张友仁成了罢免活动的首要分子，我们北京的3人竟成了幕后 操纵的罪魁祸首。 　　如今，张友仁坚持认为罢免是维权不成的继续，是依法进行的。北京 的3人是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好人。我们大家都没有干任何违法的事。张 友仁拒绝揭发我们北京3人的所谓罪行。他强调说："我是正蓝旗的后代， 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昧着良心说瞎话。 　　我想，幸好有张友仁坚持原则不倒戈，真是一位难得的书生硬汉，比 那些倒戈的武夫们强得多。不然，我们北京3人，连同那位被唐山市公安局 周副局长说成“也不是好东西”的张耀杰老兄，真是要说不清而麻烦大了 。即使如此，周副局长还透露，公安部和安全部要对我们3人立案，我们也 不得不做好入狱的准备。不由使我想起谭嗣同当年在菜市口问斩时，不少 老百姓向他吐吐沫和吃人血馒头的场景。尽管谭嗣同英年早逝，慷慨赴死 ，但他不会因此而后悔的。同理，如今即使农民们都倒戈了，也没关系， 我可为农民去顶罪。苛政猛于虎，张和猛于虎，警察猛于虎，就让我去舍 身饲虎吧！ 　　我认为，农民代表们面对专政的威胁利诱，有的甚至身陷囹圄，难免 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大可不必苛求。我常对农民说："警察 问什么，你们只管照实说就是了，不必与警察抗争，以免再受皮肉之苦， 弄不好还得劳改劳教，动辄2－3年，实在犯不着啊！"他们十分赞同。即使 有人倒戈投降，也应该宽容，不必抹煞其历史功绩。 　　我曾向4月16日召开的"五地区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提交的《唐山警方 追查万民折人人自危》一文，论说了张和、耿国宪、乔占科，转载如下： 　　张和们不过是强弩之末 　　网上大参考3月29日刊载《张和把所有到北京上访的农民都监禁起来》 一文（送交人：唐山市委宣传部3月29日）写道：“3月14日全国人大闭幕 ，张和连夜回到唐山，15日早上召集各县、市、局、处一把手的扩大会议 ，张和指出，这是唐山的阶级敌人勾结北京和海外反动势力对他个人的攻 击。他命令唐山市安全局和公安国保大队监听全市电话。一旦发现与外面 勾结，通风报信的干部，立即开除公职。他对各区县一把手下了死命令： 不许再出现农民到北京上访的现象，否则立即就地免职。唐山各县市出现 了恐怖气氛。警察在那些经常上访的农民家24小时跟踪监视，不许农民离 家一步，咱唐山老百姓现在是人人自危……。从2月28日到3月28日，唐山 警察在张和的指示下到北京绑架了20多个上访农民回来，我们的公安局忙 坏了，听说我们的警察在北京的一个帮农民搞罢免的法学者的家门口蹲守 了近一个月才撤岗。直到抓到最后一个搞罢免的农民张友仁，才班师回朝 。" 　　可见，唐山当局不仅无意解决农民问题，反而顷其所能，组织一切人 力物力警力，把“万民折”作为大案要案来立案侦查，大规模地反攻倒算 ，弄得唐山移民万马齐喑，不等秋后就要算帐，维权更无指望了。而且， 把我作为与“唐山阶级敌人勾结”的“北京反动势力”的首要分子来侦查 呢。一些官员对农民说：“俞梅荪是反革命、反政府的。”有不少朋友为 我担心。其实，我为“万民折”已死过一回了，更是无所畏惧了。向贫苦 农民提供法律援助是我的神圣天职，为此而付出再大的牺牲在所不惜。一 身伤痕真情在，满目风雨壮歌行。 　　近来，唐山的乡、县、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每天在网上搜索我 和其他学者发在网上有关唐山罢免的文章，凡我在文章中提到的人，官员 们都十分关注，成了“要犯”，有的电话被掐断。警方一方面不敢随便弄 他们，另一方面不知日后怎么报复他们。我告诉农民，如有问题就推到我 身上吧，我愿为农民去顶罪坐牢。 　　其实，残酷打压上访维权农民，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捂住其丑行，说 明其外强中干，垂死挣扎，最后的疯狂。这是对人大会议刚刚通过的宪法 修正案和中央一号文件的顶风作案，才是反动的。张和这位全国人大代表 已成为最广大人民的死敌，亟待罢免其代表人民的资格。 　　“万民折”未被警方破获而扼杀，送交全国人大，并已昭告天下，张 和的下台已成必然。这一宪政先例必将促进我国宪政民主制度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示范效应和历史意义。 耿国宪比秋菊更能干 3月31日傍晚，接到进京呈状被抓回去的农 民代表之一、滦南县坨里镇四新庄耿国宪的电话。他说，近来公安局、安 全局分别在唐山6县区大规模调查和侦查“万民折”签名和进京呈送过程， 许多签名的农民及其收集签名的农民代表纷纷被叫到当地派出所或乡政府 询问笔录，要他们坦白交代，互相检举揭发，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前天晚上10点多，他在睡梦中被警察从被窝里叫起来，带到派出所询问笔 录。 警察问：你们是怎么认识赵岩和俞梅荪的？ 当初赵和俞是怎么来唐山丰南区，干了些什么？ 罢免张和的动议书是谁起草的？ 农民广泛自愿签名和集资（每人2元）是怎么收集的？有哪些人参加， 散发了什么材料？你们到北京都找了谁？（注：他们2月28日到京，29日被 捕） 耿国宪说：“我对警察说，我们维权上访已8、9年，你们除了打我们，抓 我们，从不关心我们的死活。这次到北京是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我们上 访那么多年，张和无论作为市长还是市委书记，乃至省人大和全国人大代 表，从不解决问题，省市县各级政府及其信访办、移民办等有关部门一直 你推我，我推你，敷衍搪塞。张和已代表不了我们2万多农民的根本利益， 所以我们要罢免他。这难道错了吗？！这是我们老百姓的权利，我们是按 宪法做的，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你们各区县的警察凭什么介入调查，立案 侦查？！难道我们农民就没有人权了吗？！俞梅荪上次来唐山，是给我们 讲法治课，向我们提供法律咨询。” 　　他还说：“这几天，大家分别被无缘无故地叫去派出所询问笔录，有 不少在深更半夜被叫去，谁不紧张啊！肯定是上面哪一个领导要追查了。 先前听说张和被双规（注：官方的新华网上还说唐山许多农民为此大放鞭 炮），现在看来张和还在台上。” 　　他告诉我，在被重点打压的农民代表中，也有因害怕而向警察“坦白 交代”的，他本人拒不回答任何敏感问题。 　　我说：“他们面对专政的威胁利诱，有的甚至身陷囹圄，难免说一些 违心话，大可不必苛求。况且我们又没有干什么违法的事，更没有什么见 不得人的。警察问什么，你们只管照实说就是了，不必与警察抗争，以免 再受皮肉之苦，弄不好还得劳改劳教，动辄2－3年，实在犯不着啊！”他 十分赞同。 　　他正在起草《为什么农民上访被警察干涉》的告状信，近日写完后即 来北京送交司法部和求是杂志社。他初中文化，曾获全县语文比赛第一名 。他大概以为这两个单位都是公安部门的上级机关。 耿国宪开口闭口说宪法，头头是道，运用自如；面对警方的强制高压 理直气壮，令我刮目相看。我问，你叫“耿国宪”是什么意思，这与“宪 法”有什么联系？他说，是耿直、国家、宪法这3个意思。他1955年生，父 母受1954年发布的五四宪法影响，这是建国后发布的4部宪法中被公认为最 开明的一部。不难想像，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欣欣向荣，人们多么向往 依法治国啊！可惜后来接连的政治运动，法治停滞了20多年。 耿国宪说，他平时努力学宪法，懂得一些法律知识。我告诉他，这次全 国人大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增加的“国家……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给予补偿”，“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这对你们农民更为有利 。他表示要尽快找来学习。说到学习宪法的收获，他觉起码是能懂法而不 违法，在被侵权时可以维权。 《秋菊打官司》这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唤起了一代农民的维权意识。10多 年过去了，广大农民被严重侵权而奋起维权的情况，已更为严重得多。我 说，你比秋菊能干得多。慷慨陈词的他忽然没话了，片刻后细声细气地说 ：“你可别那么说，我还做得很不够，以后还要起诉张和，请你帮忙呢。 ”与秋菊相比，使他不好意思了，想必秋菊是激励他坚持上访的偶像。两 年来，我深入观察和参与的唐山、秦皇岛、自贡3地约8万失地农民依法维 权的悲壮场景，很有戏剧性，如能搬上银幕则更具普法意义。 　　乔占科重病“双规”在医院 4月上旬，乔占科的爱人黄贵梅给我打来电话。她哭诉道：“3月初， 警察打电话到北京大兴县妹妹家找到乔占科，命令他马上回家。他3月4日 到家，5日被带去他退休前担任武装部长的丰润县仁各庄新庄子乡政府‘双 规’。经多方请求，3月底才允许她去10里路以外的乡政府探视。（所谓“ 双规”是指对有问题的党员，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交代问题，乔是 党员，故为‘双规’待遇而不必在看守所受罪，似是一种特权，但失去自 由却与关押无异）。由于压力太大，4月初他突然吃不下，睡不着，头剧痛 ，拖了好几天送进医院，是脑血管硬化。住在丰润县城关中医院治疗并继 续‘双规’。”乔占科在我家的两天给我的印象是，政策水平较高，说话 不多很谨慎，很为农民办实事，是一位有素质的农村领导干部。 　　她说：“2月底，乔占科出走赴京，乡干部和警察到我家日夜监控，不 准上街，不准下地干活，不准离家一步。我着急害怕，紧张得受不了，3月11 日与监控我的人吵起来，气得全身发麻，当场昏过去了，还不准去医院看 病。如今男人又重病在医院，家里的2亩小麦无法浇灌返青水。没人管我们 的死活，没地方说理，没人与我说话，监控至今已经一个半月了，不知什 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至今手和胳膊仍发麻，干不了活，我们已经折腾不 起，活不下去了。”她算是找到了一个能说说话的人，滔滔不绝，泣不成 声，反反复复地哀求我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她比秋菊更惨更无助，我爱 莫能助，心如刀绞，热泪盈眶。 乔占科和张有仁那天晚上在我家躲过了一劫，却被剥夺了更多的自由。 莫非是我害了他俩？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20040708 ～～～～～～～～～～～～～～～～～～～～～～～～～～～～～～～～ 民权活动家赵岩的惹祸文章：《在青口镇的现代化中农民获得了什么？》 　　《中国改革》记者赵岩、姜建生、陈春华、曹燮 [张耀杰题记：著名民权活动家赵岩的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国改革》农村 版2003年2月号。2004年4月16日下午，赵岩在《宪法在人民心中生根开花 ——唐山、秦皇岛、宁德、福州农民罢免活动研讨会》中介绍说，这篇文 章发表后，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青口镇的9名党委常委每人集资3万元拿到 北京，要求把赵岩从《中国改革》除名。这27万元钱很快发生作用，2004 年第3期的《中国改革》农村版突然之间就没有了赵岩的名字。4月6日到9 日，福建省公安厅和福州市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先后到哈尔滨和北 京调查刚刚从《中国改革》杂志社辞职的赵岩。赵岩的父亲当时正在哈尔 滨家中养病，被闯进家门的福建警察吓得从床上跌下来，几天后便去世了 。为了替弱势农民讨出公道，赵岩几乎付出了所有的一切，除了对朋友有 所流露外从来没有抱怨过。就是这样一位民权活动家，在最近几天里却成 了福建福州和河北唐山的人民政府和人民公安不惜一切手段予以追查的对 象。赵岩和李柏光二位眼下正在外地办事，俞梅荪煤气中毒的后遗症越发 明显，只好由我这个只帮腔不做事的局外人站出来勉力说上几句。 　　我和赵岩认识，是俞梅荪在2004年3月煤气中毒后的事情。对于赵岩总 想发起大规模维权活动的某些过激言行，我一直是不予赞同的。不过，赵 岩想帮助弱势公民讨回公道的侠肝义胆，也是我自叹不如和自惭形秽的。 　　赵岩和李柏光的政治态度我并不清楚，我和俞梅荪两个人一直是想采 取与政府合作的态度来平息事端的。象当年的胡适那样，在坚持行使自己 参政议政的公民合法权力的同时，既帮助弱势公民捍卫自私自利的正当人 权，又帮助政府实现依法行政的理性作为，是我和俞梅荪的共同态度。令 我们感到失望甚至于绝望的是，河北唐山和福建福州的政府当局，竟然坚 定不移地采取与本地公民为敌的野蛮态度，对于失地、失业的弱势公民连 一点点的善意都不肯表示。如此下去，不知道这些祸国殃民者究竟想如何 收场！！ 　　本文没有电子文本，是我从刊物上一个字一个字重新录入的。这篇在 自称是“中央级涉农权威媒体”上正式发表的文章，应该算不上是国家机 密吧？！自从桂晓琦、李昌平、赵岩等人纷纷离开之后，这份“中央级涉 农权威媒体”上，已经很难看到替弱势农民仗义执言的好文章了。2004年7 月8日于北京。] 　　近来，本刊不断地接到各地农民因为土地被占问题的信函投诉。其中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青口镇的农民反映他们那里土地征占问题十分突出。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那里从外观上大大改变，但在部分领导中还残存着许 多与“三个代表”思想极不相称的行为。 　　一、800元票子换掉命根子 1995年金秋的一天，在福州市闽侯县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青口镇的吉山、 宏二、宏三，宏四，傅竹、莲峰、梅岭等村，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在2万多 农民中流传：“台商投巨资兴建的东南汽车城要在青口镇落户了，我们可 以成为汽车城的工人啦！” 　　村里、镇里和县里不断来着宣传员和工作队，政府有关方面的承诺具 有极大的诱惑力：村里每个人可以补1万元的就业安置费，50岁以下的老人 每月可拿到60元的养老金，每1户至少有1至2人可在汽车城就业。农民觉得 划算，于是这几个村先后都同意了放弃土地，东南汽车城的征地工作进行 得十分顺利。 　　东南汽车城于1995年冬破土动工，很快在青口镇农民世代耕作的土地 上竖起了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然而，时至今日，望穿秋水的农民并没有 得到政府当初曾经对他们承诺的好处。 2002年8月31日，青口镇宏三、宏四村几十位60多岁的老人向记者哭诉说： “1995年的秋天，县政府承诺的很好，我们满以为我们每户都能得到几万 元的就业安置费，这样即使是我们每户平均只有一人进入汽车城当工人， 那么，我们农民还可以用安置费搞个第三产业，或是集资入股干点买卖。 可是，不知是哪一级的‘和尚’把‘经’念歪了，农民的补偿费由当初口 头承诺每人至少1万元，变成了现在每人800至1000元。800多元就换掉了农 民保命的土地，你说这合理吗？！” 800元，无论如何也无法显示出东南汽车城在青口镇所征土地的价值。那么 ，东南汽车城在征用青口镇几个村的土地到底出资多少呢？2002年9月3日 上午，记者一行3人来到闽侯县。记者接过县委办副主任递上的标题为《中 共福州市委、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汽车工业的若干意见》榕委[1995]163 号文件，看到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有如下内容： 　　“东南汽车整车厂规划用地1 200亩，汽车配件基地规划用地1200亩， 汽车配件基地允许外商采取成片开发形式并以项目带开发方式开发。土地 出让价为1.3万元／亩(含配套税费)。其中，农民补偿费为1万元／亩，其 他地价收入由闽侯县统筹集中用于汽车生产基地的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市、县两级将应上缴的征地和土地出让的配套税费，全额返还给闽侯县青 口镇投资区，用于该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 　　假设这份复印的文件是真实的话，农民的土地综合补偿费每亩1万元显 然是偏低的，但是只给农民每人800元就业安置费又是怎么同事?记者就此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二、农民的命根子钱哪里去了 　　东南汽车城到底用在征地上的钱有多少？ 2002年9月3日，记者突然接到一位自称福州市纪委干部的电话，那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干部在电话中告知记者：“农民土地的补偿费都被闽侯县和青 口镇截留了。闽侯县的当时在任领导，为了政绩．把农民的钱大多用在该 汽车城项目中的股份投资了。”他透露说：“在东南汽车项目首期投资的13 亿元中，大陆、台方各占50％股份，大陆的50％中，福州市10％，市信托 投资公司5%，闽侯县集资参股5％。由于闽侯县当时财力极弱，没有出资能 力，只好把应该给农民的钱绝大部分截留下来用于参股。” 　　如此这般，农民不拿800元那才怪呢! 　　农民的命根子钱到底哪儿去了？青口镇党委陈伙金书记却另有说法。 2002年9月4日中午，陈书记告诉记者：“当时考虑相当一部分农民素质不 高，如果把全部的补偿费发给农民，恐怕有的农民几天就挥霍光了。我们 把绝大部分的钱给农民入了县农业基金项目了，其中有生产扶持基金、口 粮基金、提留基金、养老基金。” 　　记者问：“你把农民的钱大部分存入基金会，是否同农民商量过？如 今钱入了基金会，年利息是多少，农民是否有入会和退会的自由，与农民 签订的入会合同是怎么定的，基金会如果赔钱了损失责任由谁宋承担？” 　　陈书记和在座的镇长无言以对。 　　据陈书记介绍：“东南汽车城项目已征用土地4000多亩，分二期完成 ，根据与台商的合同，一期和二期征地的土地补偿费的价格是一样的，现 在农民主要反映的就是二期的土地价格问题。过去的合同已经订了怎么能 改呢？咱们政府对外商要讲诚信嘛。” 　　记者在农民手中见到的一份闽政[1996]地216号文件，即《福建省人民 政府关于征用并出让土地供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建设配套设施 项目的批复》，内容如下： 福州市人民政府： 　　榕政综[1996]地216号文件收悉。经研究，同意征用闽侯青口镇棒梅岭 村耕地4.5837公哂，莲峰村耕地2. 486公顷，宏四村耕地1.2014公顷，非 耕地1.1289公顷，合计征用土地9.4公顷，作为出让给东南（福建）汽车工 业有限公司建设配套设施项目用地（其中1.7347公顷为324国道和城镇道路 控制地）。土地使用年限为50年，自本批文下达之日起算。土地使用权出 让金为946.392万元（其中出让管理费为13.7万元）。“五通一平”及其附 属设施建设事宜应另行约定。建设用地单位按规定缴纳有关税费。土地出 让金应在合同签订生效后60天内全部缴清。（记者注：经计算每亩平均地 价为6.712万元）…… 福建省人民政府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从以上批复当中，记者已清楚看到二期土地出让金的价格与第一次转 让的价格价位并非相等。 2002年9月4日，记者在闽侯县政府获悉，青口镇仅宏三村、宏四村，1996 年至2001年先后被转让土地总计1060亩，假设每亩给农民综合补偿1万元， 两村农民应得1060万元，而农民实际得到只有248万元。中间差额有812万 元之巨，村民们不知镇村两级把这812万拿去干什么用了。 　　如果以二期工程平均每亩4.5万元价格计算，全部转让费应为4770万元 ，减去248万，所剩4522万元的去向，农民更不明白。 　　在青口镇与村里的转让合同中，有县里领导参与的土地补偿费最低的 为每亩2.7万元，最高价的有9万元一亩，这也让农民们实在困惑不解。转 让了土地，农民得不到钱，项目开发了农民又得不到工作。借此机会炒农 民土地发了大财的，大有人在。 　　三、村民上访受到严厉打击 1996年底，几个村的农民感到领导当年的承诺基本是空头支票，于是开始 了上访。先后几十次到省、市、中央有关部门，农民们开始用法律和政策 解决问题。 1997年3月21日，福建省召开人代会，该镇几十名农民上访到省人大反映问 题。当晚，县、镇即组织警力抓人。上访农民吴炎海闻讯躲出宏四村，其 弟吴炎伙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上就被推上警车抓到青口镇派出所。当日， 同去上访的其他人家里都都接到来自不同地方但内容相同的恐吓电话：“ 再上访就整死你们！” 　　威胁、恐吓，农民们只好改变上访方式。几十封，几百封挂号信寄到 北京，寄到福州。2001年上半年，几个村农民先后去福建省委、省人大等 部门上访。 2001年7月初，闽侯县公安局青口分局打黑队成立专案组，突然将农民吴世 松、郑天龙、吴乙杆（吴世松之弟）、吴建林、郑龙其以莫须有的罪名刑 事拘留。四名村民被抓后在狱中多次被打，罚跪已是最简单的惩罚。 　　由于吴世松有肝病，加上几百位农民就此不断向省市领导反映情况，2001 年7月31日，闽侯县公安局迫于压力将四人取保候审。 　　出狱后的吴世松为了还清入狱时家中欠下的救命钱，去找镇政府退当 时一份合作协议的5000元股金。镇上的一位干部告知：“你已是犯罪嫌疑 人，股金自然就不存在了。”吴世松不服，带着病体再去县里，市里告状 ，不想只此一告，带来亡身之祸。2001年8月30日，明知吴世松患有严重肝 炎，不能收入监狱的闽侯县公安，将吴世松4人执行逮捕。 　　逮捕后，吴世松的爱人陈宝英和律师多次去找县公安局请求取保候审 ，公安局有的干警也几次打报告给县政法委领导，均遭到政法委主要领导 的拒绝。 2002年3月5日，县政法委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此案，据闽委政[2002]8号文 件记载：“经与会同志研究，建议该案由检察院起诉。”于是，检察院便 开始作起诉吴世松的准备。 2001年5月下旬，已是病危的吴世松被送到福州市监狱医院抢救。6月11日 上午，吴世松家属接到闽侯县法院通知：去医院接吴世松。当吴世松家属 赶到医院时，吴世松已被抬出监狱医院，扔在路旁。此时的吴世松一阵昏 迷，一阵清醒，肚子鼓得如怀孕10个月的孕妇，腿粗得如大象腿一般。 2002年7月13日，县法院法官给吴家打电话，吴世松之弟吴应龙在电话中被 告知：“就是吴世松不能动，也要抬着上法庭，否则就把他爱人抓来庭审 。” 7月16日，闽侯县法院开庭审理吴世松等人强迫交易罪一案，当日县法院作 出判决，判处吴世松等人犯强迫交易罪有期徒刑10个月不等，并每人处罚 金1万元人民币。 2002年8月9日，吴世松含恨而死。 　　四、群众义愤推倒非法占地围墙却又遭牢狱之灾 　　一波不平，不波又起。 2002年5月，宏三村农民发现本村又有1．91亩土地被本村书记吴文波私下 售给某外商（原青口镇宏二村人）吴某。已把土地作为自己命根子的村民 多次向镇和县领导反映，但无人过问此事。十几个村民愤怒地将吴某在未 经土地部门批准的地上建起的新榕机械厂围墙推倒。 8月7日，农民再次推倒该厂部分围墙。当日下午3时，厂方的人将吴根金、 吴义建、吴成武3位农民抓住，青口镇公安分局当日把3人刑事拘留。 2002年9月3日下午，记者在闽侯县公安局采访时问道：“如果所谓外商在 没有土地审批手续的前提下，抢占农民土地属于什么行为？” 　　林副局长回答：“违法行为。” 　　记者问：“没有被批准的非法占地上的围墙是否应当保护？” 　　林副局长答：“当然不能。” 　　记者问：“如果认定是违法占地的墙，农民给推倒了，是否可以理解 成在替政府保护土地，也是在维护农民自己的合法的切身的权益？” 　　林副局长：“那是。” 　　记者问：“林局长是否知道该厂的土地至今未有土地部门合法手续？ ” 　　林副局长：“不知道。” 　　林副局长叫来办案人问及土地手续问题，办案的警官告知“确实该企 业没有合法手续。”林副局长当即向记者表示“如果没有合法手续，刑拘30 天，日子一到就放人。” 2002年9月13日，闽侯县公安局向吴义建三人家属发了逮捕通知书。 2002年9月，记者再次赴福州采访。 2002年9月25日上午，记者再次问市、县有关土地部门，询问涉案的新榕机 械厂手续是否办过？得知该企业仍未取得合法手续。 9月25日下午，闽侯县公安局再次下通知，要求破坏新榕台商财产的犯罪嫌 疑人投案自首。农民们说：我们依法保护我们自己的最后—块土地，何罪 之有？ 　　在福建省、福州市及闽侯县委吴书记的直接干预下，闽侯县公安局才 不得不于2002年11月26日将上述三人取保候审。 　　五、村里的账目何时才能搞清 　　据各村民理财小组反映： 1、1998年宏三村筹建一个汽车修理厂，未依《农村承包合同管理条例》的 规定依法公开招标发包，当时村民吴国斌愿以12万元承包建设任务，竟遭 拒绝。结果找一个无资质的个人承包建设，名义上以14．6万包建，据村出 纳和会计透露，实际支付了38万元的建设费用，历年来所有工程项目都是 通过非正常的程序发包的，如建胜天桥和建花园的基建项目都未进行公开 招标或议标，由个别人说了算。 2、“宏三汽车综合修理场”吴建华经手报销了一个广告牌制作费，共计2400 元，可是至今末见广告牌在何处。 3、宏三村的村部，仅1998年1月份招待费就高达1．3万元。这仅是村民知 情的一点情况，如能对村财务真实公开审计，存在的问题绝不仅仅如此。 4、1997年宏三村购一台发电机花了13．5万元，仅用了不到100小时，2000 年初以清理为名，贱价以3．5万元出卖，这是账上所记载的数颇，据记者 了解实卖了7万元，其余3．5万元不知去向。 5、1999年时私分公款，时任宏三村委一般干部的吴良增也分得2000元，吴 良增一再追问实情，经办人说有钱还问什么？ 6、吉山村有633个村民的生活就业没做妥善安置。1996年10月土地被征， 征地款到村后，至1998年春节才由吉山村委只发给每口人500元，每年150 斤谷子。 　　在农民的争取下，闽侯县财政每年拨款青口镇100万元，用于对征地村 的征地补偿。青口镇在2001年6月23日的《青口镇东南汽车项目征地村会议 宣传提纲》中承认：正因为今年5月份部分村民聚众闹事，影响到镇党委、 政府对对征地村补偿金分配方案的研究出台。同时要提请各村注意的是， 要动用这块资金必须要有严格的程序，如要制定出具体分配方案，召开村 民代表会作出决议，并且要把大会决议送1份到镇政府存档。 　　几个村村民好不客易得到补偿，宏四村每人1000元，宏三村每人600元 ，可是农民们依然不满，他们说，1997至2002年的补偿也应当给我们。县 里所占 东南汽车城的股金应当有我们的份额…… 　　记者结束了在闽侯的采访。给记者最为强烈的感觉是，在政府与农民 之间没有一个适当的对话的渠道，有关政府部门习惯于包办，不习惯依法 行政，从而导致与农民的矛盾加课，而且还有继续激化的趋势。看来，闽 侯的有关领导实在有必要补上贯彻“三个代表”，实施“执政为民”这一 课！ 　　本刊对青口镇的农民土地补偿事件将继续关注。 ～～～～～～～～～～～～～～～～～～～～～～～～～～～～～～～～ 通向极权暴政的现代双轨 送交者: 刘晓波 于 July 11, 2004 02:34:46: 　　有朋友推荐德国人英戈?穆勒所著的《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 》（王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读后的最深感触是：当一 个民族在狂热的爱国主义和种族傲慢的绑架下，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于 某一救世主、并让他独揽全部国家权力之时，滥用权力的暴政的畅通无阻 ，靠的就是无法无天和恶法治国的结合。 　　德意志民族，向以理性、冷静、严谨和纪律而著称，但是，希特勒极 权的成功，靠的却是对完全相反的非理性煽动：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傲慢的 日耳曼主义。而本该是最具理性的德国法官们，却在爱国狂热的裹挟下彻 底丧失了理性。 　　首先，爱国主义使法官们赦免了希特勒的罪行，为他的日后崛起提供 了机会。众所周知，希特勒及其信徒曾在慕尼黑发动过“啤酒屋暴动”， 尽管整个暴动形同闹剧，没有对政府造成实质性威胁，但以当时的德国法 律来衡量，这是不折不扣的阴谋颠覆政府的叛国行动，决不会因暴动未遂 而改变其颠覆和叛国的性质，所以，希特勒等暴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理 应受到严厉的司法制裁。而且，依据当时的《保卫共和国法》，类似奥地 利公民希特勒这样的外国人在德国犯有颠覆罪，起码应该被判“驱逐出境 ，不服从者处以徒刑”。 　　然而，在1924年对“啤酒屋暴动案件”的审判中，仅仅对希特勒等人 判处堡垒拘禁的最低刑。国民法院的法官们之所以如此轻判，其理由就是 爱国主义：“被告的行为均是受着一种纯粹的爱国精神和最高尚的无私理 想的指引”，“是以行动来挽救祖国”等等。而且，法官们还认为：尽管 希特勒是一个外国人，却是一个“具有德国人的思想感情的外国人”，所 以不适于“驱逐出境”的法律。 　　爱国主义蒙蔽了法官们的眼睛，法官们必然亵渎司法正义，正如爱国 主义毒化了哲人智慧，使大哲海德格尔变成“坐在讲台上的希特勒”一样 。 　　其次，爱国主义使法官群体泯灭了理性，陷于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之 中。在纳粹刚刚掌权后的1933年10月，象德国知识界发动效忠纳粹运动一 样，德国司法系统也掀起了狂热的司法效忠运动。在第一次德国法官全国 代表大会上，站在最高法院门前的一万名法官高举手臂，在“嗨，希特勒 ”欢呼中行纳粹礼。在这些法官的心中，他们只是各类法院的法官，而希 特勒，不仅是国家元首，也是整个德国的法官。所以，法官们“以德国人 民的精神起誓”，终生追随“德国法官”希特勒。 　　再次，这样的公众狂热，既可以制造出任何救世主神话，也能够制造 出杀人民族的合法化神话。也就是说，爱国主义使侵略战争、种族灭绝和 镇压异己得以合法化。在纳粹极权之下，正是效忠于希特勒的德国法官， 运用丰富的法律知识和缜密的法律思维，经过富于逻辑性的法理论证，制 定出一系列践踏人权和种族迫害的恶法：《民族与帝国紧急状态排除法》 、《保护德国人民法》、《保卫人民与国家法令》、《保护德国血统和德 国荣誉法》、《社会蠹虫法》、《遗传病预防法》、《军事法条例》、《 反对背叛德国人民与一级颠覆活动法》……反犹排犹的种族灭绝和对一切 不同政见的暴力镇压，就在爱国主义的庇护下得以合法化了。 　　也就是说，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国家的纳粹化导致了司法系统的纳粹 化。二战后，盟军在清除占领区的纳粹分子时，法院系统中效忠纳粹者的 比例之高，实在令人震惊，几乎接近百分之百。比如，希维恩伏特即决法 庭的人员，百分之百是纳粹党员；在威斯特伐里亚司法系统中，纳粹党员 和亲纳粹组织的成员占93％；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309名司法人员中 纳粹党员占302名；在英国占领区内的美国辖区，只找到两名法官与纳粹无 关。 　　为了弘扬“纯粹的爱国精神”和保证“德国种族的完美性”，残暴的 极权意志上升为“国家法律”，一项项恶法的出台、实施和执行，几百万 犹太人和成千上万的社会渣滓、国家蠹虫、帝国叛徒、元首敌人和反战人 士……被押赴集中营和监狱，被吊死和枪毙，被塞进毒气室。这些法律中 的最野蛮部分还带有原始丛林的残忍，以国家利益和种族健康为理由，强 制残疾人绝育，从肉体上消灭精神病患者和弱智者。 　　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的最大原罪是目无上帝的“狂妄”。证之于人类 历史，凡是制造大灾难的恶魔，无一不是狂妄之徒。仅就二十世纪的历史 而言，最大的灾难即是由前所未有的极权制度制造的前所未有的种族灭绝 和阶级灭绝。因为，在极权者身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狂妄。 　　制造种族灭绝的纳粹政权宣称：“日耳曼民族”乃世界上最优秀的民 族，雅利安人种乃人类的最上等人种；纳粹党是日耳曼民族的代表，是优 秀中的优秀；希特勒是纳粹党的领袖，是优秀的优秀中的优秀。希特勒肩 负着领导纳粹党的大任，纳粹党肩负着通过消灭劣等种族来拯救日耳曼民 族的大任，日耳曼民族肩负着拯救世界的大任。 　　制造阶级灭绝的共产政权宣称：“无产阶级”乃所有阶级中最先进的 阶级，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先进中的先进；党魁（斯大林、毛 泽东、金家父子、卡斯特罗、波尔不特等）是共产党的领袖，是先进的先 进中的先进；党魁肩负着领导共产党的大任，共产党肩负着通过消灭一切 劣等阶级来解放全人类的大任。 　　如果说，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是阶级狂妄的产物的话，那么，法西斯 极权的种族灭绝就是种族狂妄的产物，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狂妄到相信自 己就是人类的终极救主，也就是地上凡人可以扮演天上上帝。 　　民族国家的兴起是人类现代史的一部分，民族主义也就必然是现代性 的重要组成部分。象世俗化、理性化等现代性具有两面性一样，民族主义 也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导致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优先的国际关系，也导 致了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各类宗教原教旨主义及其恐怖主义的泛滥。 正是这种现代性的无限膨胀，使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成为极权主义的有效 的政治工具。 　　对于后一点，英国人鲍曼所著《现代性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2002 年版），有详尽而精湛的讨论：单纯的反犹主义，即便达到“仇恨的顶峰 ”或“最猛烈的反犹”，也不足以解释高度组织化或国家化的大屠杀何以 发生。而唯有反犹主义得到两种现代性的支持——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 道义支持和极权化的国家机器的技术支持——之时，反犹主义才会由自发 的民众行为转化为自觉的合法的国家行为，从而使每个执行屠杀任务的个 体，在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的双重庇护下，不必承担任何任罪责：既没有 个人的人性的道德愧疚，更没有对法律后果的畏惧。只有这样，具体执行 屠杀的个人，才会把杀人视为践行“国家正义”和“民族正义”，也才会 把杀人视为一种工作、一项例行公事，如同屠宰场里的职业屠夫必须完成 杀猪的指标一样。 　　民族主义和种族傲慢的结合，之所以能够让普通人不顾忌人类文明的 最大戒律而心安理得地变成刽子手，还在于它天然就具有一种神话般的煽 动性和迷醉力，而人们一旦沉迷于某种神话，灵魂就变成了一团狂热的烈 焰，只能听懂煽动性的歧视性的仇恨语言，而听不进任何理性的或爱的语 言；只想执行嗜血的命令，而决不会多问一句“为什么如此大规模地屠杀 手无寸铁的人或顺民”。比如，在一系列公开演讲中，希特勒不断地用诸 如疾病、传染病、感染、瘟疫、细菌、害虫、腐烂、梅毒……来攻击犹太 人，而德国人却对于这些恶毒的词汇如醉如痴，并报以狂热的欢呼，因为 他们绝对相信：德国以及世界的主要疾病都来自“犹太病毒”，只有彻底 消灭犹太病毒，日耳曼种族才能再次健康。而日耳曼的健康也必将医治好 整个世界的疾病。 　　众所周知，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的大屠杀，军国日本针 对“支那人”进行南京大屠杀，皆是二战时期的现实，但这种远远超出人 类想象力的邪恶，居然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也带有神话般的不可思议性 。 　　民族主义和种族狂妄是天生的孪生子，二者对人性的毒化作用，最容 易在屈辱未消和国力渐强的时期发酵，它煽动起极为危险和富于侵略性的 群体意识，带有某种梦幻般的麻醉性和狂欢性，特别是当它以多数要求或 国家利益的面貌出现时，一种有幸参与民族复兴的盛大庆典的集体幻想， 对任何个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也是一种无理的却强有力的要挟甚至敲 诈。无论多么杰出的智慧，只要第一次吸食民族主义加种族狂妄的精神毒 品，就会越陷越深地驯顺于这种梦幻般的要挟和敲诈，仿佛正在进入一个 千年不遇的神话境界，先在思想上变成混淆是非善恶的弱智，接着在视野 上变成惟我独尊的井底之蛙，最后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投入到 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和生命的圣战之中。 　　事实上，不仅是二战时期的种族大屠杀，而且二战后发生于世界各地 的大屠杀事件，除了共产极权的阶级灭绝之外，其他的屠杀大都与民族主 义、种族主义相关。比如，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屠杀、萨达姆对库尔德 人使用毒气。 　　二十世纪末期，当共产帝国在整体上崩溃之后，共产意识形态的劝诱 力已经失效，中国是仅存的几个共产国家中的最大国家，也已经抛弃共产 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大国外交的展 开，复习百年耻辱的腔调也已经由防御性的诉苦转向进攻型的声讨，中国 的民族主义开始进入虚构神话的阶段：庆典般的话语狂欢集中于对美、对 日、对台的仇恨宣泄，而统一台湾、制服日本和超越美国就成为复兴中华 帝国的幻觉。 　　特别需要中国人警惕的是：现代的民族主义和种族狂妄，是让法西斯 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暴政列车得以狂奔的双轨——特别是当它们得到独裁制 度的支持之时。而现在，经历过共产极权大灾难的中国，正在走上独裁爱 国主义之路，它与法西斯主义只有一步之遥。 2004年7月8日于北京家中 ～～～～～～～～～～～～～～～～～～～～～～～～～～～～～～～～ 如此对待香港有前途吗？ 　　魏京生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评论，二○○四，七月 　　香港一国两制的失败，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是 因为从理论上看，民主制度是不同利益和意见妥协共存的制度，它容忍不 同的部分共有一个政体；而专制是各种利益和意见服从一个利益和意见的 制度，它不能容忍不同部分共存。邓小平早在五十年代就做过一国两制的 试验了，他非常清楚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他信心十足地坚持给英国人一个 台阶，英国也就顺水推舟，在“一国两制”的谎言下，把香港连同她的人 民一并送给了老邓作为礼物。当然，也省了英国人自己的麻烦。 　　五十年代的中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依赖国际市场生存，而且相信 他们的共产主义会比别人的制度优越。那时他们用一国两制解决和达赖喇 嘛政权间的冲突，以便腾出手来打朝鲜战争。这在当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但是几年之后，这种两制之间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缓和的地步，中共不 能容忍藏人的传统制度和生活方式，藏人也不能容忍中共破坏他们习惯了 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两制最终演变成为流血的内战。 　　五十年后的中国已经相当依赖于国际市场，而香港又是个国际大都市 。中共的两制的不兼容性，同样使香港人难以忍受。近两年矛盾越演越烈 ，中共又使出他惯用的手法：先给不同意见者一顶卖国的大帽子，然后找 机会下手武力解决。作为前哨战，先用黑道手法封住一些人的嘴。待渐渐 稳住舆论以后，再用他们不讲理的所谓“法律”解决掉反对派核心人物。 如再遇到反抗，就动用军队和武警。至少原来是这样设计好的，因此才有 去年的23条立法问题。 　　但是，骗人的花招只能用一次，第二次就会被认识破。去年的大游行 说明，大多数港人已心知肚明：“二十三条立法”之后是什么结果，而大 多数港人是无法接受这一结果的。于是，中共让了一步。于是，港人也让 了一步。一切维持原状。这是解决两制矛盾的一种新模式。中共如果按照 这个模式走下去，不触动港人最敏感的神经，大家至少可以暂时相安无事 。 　　但是，中共的性格是具有进攻性的。妥协不是他们的习惯。中共性格 的另一大特点是顽固地自大，以为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难题，因此常常会 把人逼到死角上，让人不得不以性命相搏。西藏的反抗是这样逼出来的； 六四的流血也是这样逼出来的。今天他们仍然这样蛮干，真的会把看上去 象绵羊兔子一样温驯的香港人逼反。若真走到这一步，国际社会必然会做 出强烈的反应。我想请问中共的决策者一句话：你们有必要为了在香港争 那么一小口独裁之气，就让十三亿人民再一次承受制裁的后果吗？你们个 个腰缠万贯，当然可以承受。那些吃不饱饭，没钱送孩子上学的人也承受 得起吗？他们被逼到死角也会造反。反美帝离他们太远，他们可能恨美帝 、恨台湾、恨欧洲那帮杂种，但是他们首先反的就是你们这帮贪官污吏、 十恶不赦的罪人，因为你们就在他们身边。香港人可能会讲法制讲道德， 内地的贫民和满腔仇怨的人若是爆发战乱，贪官污吏们想得到一个好死都 不太容易了。你们何必为了争一口气而弄个家破人亡呢？请诸位考虑，实 在不值。 　　还是曾庆红聪明，他说：“我们和香港民众没有根本的不同，仅仅不 过是误会”。就以这样的姿态，向港人忍耐的底线妥协，你们不会损失什 么。港人得到自己的一份以后，会热烈拥护中央的什么几国几制，一切都 没有问题。香港的民风是实用主义，他们不会为了帮助大陆的民主去损害 他们的蝇头小利。从来也不会。八九年老百姓捐了几千万港币，有能力和 权势的港人他们什么时候帮助过国内的反对派呢？所以根本不用担心什么 香港的民主之风会传进大陆。看看台湾人吧，为了自己的小日子不被你们 破坏，连祖宗都可以不要了。你们倒是怕的什么呢？真让人弄不懂。胡锦 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弄不好会让你们翻船。这个你们自己要掂量清楚 。 ～～～～～～～～～～～～～～～～～～～～～～～～～～～～～～～～ 张五常：悼杨小凯 　　杨小凯谢世了。二○○一年的春夏之交最后一次见到他，共进午餐， 他还是容光焕发。殊不知几个月后就听到他患上肺癌，情况不好，近于不 治。本来只有几个月生命，但小凯的生存意识高人几级，挣扎求活，传来 的消息时好时坏。几个月前听到澳洲的医师束手无策，要他到美国去尝试 新疗方。到美不久就返回澳洲，使我意识到美国的医生也没有好主意，应 该来日无多。 　　坚强的生命意识使小凯多活两年，而在这期间他的经济研究工作不断 。是非常严重的病，什么大手术、重化疗等令我听到也心酸，但他还坚持 在学术上继续。能人所不能，这是杨小凯。 　　能人所不能。是的，杨小凯就是文革初期的那个杨曦光，当时十七岁 ，因为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文章而被困坐牢十年。该文 曾经被翻译为十九种文字。在狱中自修数学，出狱后在武汉大学念经济。 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岁，被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取录为研究生，只三年就 拿得经济学博士。小凯谢世五十五岁。可以说，他的学术生涯只有二十年 ：满是火花的二十年，小凯不枉此生。 　　我重视小凯。十多年前请他到港大造访一年，跟着给他一张聘请合约 。他接受了，但其后因为一些我不大理解的原因没有到港大任职。有些朋 友听到小凯的文革背景与不幸，认为他是个有政治性的激进人物。错、错 、错！小凯是个为经济研究而从清早工作至深夜的人，天天如是，对政治 不染指。他是个纯真的学者，对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认识小凯时，觉得在学术上他有两项不足之处。其一是英语水平不 足；其二是经济的基础理念掌握不够。那时他到了美国仅三年，这些缺点 不难明白。他的长处也有二。其一是小凯是我遇到过的最有预感天份的中 国学子；其二是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聪明才智之士不少，博学多识 之辈也不难求，但预感好，知道什么重要，则要靠天赋，要学也学不来。 不少人说小凯聪明，这当然，但我可不是因为他的聪明而要港大聘请他： 聪明易找，有预感而又知道何为重要难求也。当时希望他能长驻港大，好 让我替他补修一下他从来没有真的学过的初级经济理念。懂深不懂浅是当 时小凯的一点困难。后来这方面他有了改进，而几月前读到他的一封英文 信，其英语水平判若两人。 　　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 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于今盖棺论定，我认为在学术上小凯做错了一件事：他算错了自己的 天赋。他的学术文章多用数学，自己高举数学。在出道初期，英语文字不 足，赶着发表文章，多用数学是自然的。问题是：有本领用数的经济学者 多如海上沙，但有预感又知道何为重要思想的则绝无仅有。多用数学，频 频在方程式那方面打转，以天生预感而走重要思想的路就变得缚手缚脚了 。 　　是的，杨小凯是难得一见的有足够条件走奈特、科斯、艾智仁等的思 想路线的学子，而在心底里他喜欢那样做。然而，为米折腰，他忽略了自 己的天赋与数学扯不上关系。 　　杨小凯教授的一生可以说是极为坎坷。身为湖南人的杨小凯在60年代 文化大革命期间，就读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中，当时年仅14岁的他曾以一篇 名为《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1968年起被判刑十年。杨小 凯在狱中十年自学高中和大学英语及数理等课程。1978出狱后考上中国社 科院研究生。后来被美国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邹至庄挑选，赴美留学，于 198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并在耶鲁大学进行了一年的博士 后研究。后来移民澳大利亚发展。 　　杨小凯教授的第一个博士生，现在同时任教于Monash大学经济系的史 赫麟博士回忆说：“他保持他那种坚忍不拔的性格，而且他同时也具有湖 南人的性格,不信邪，对所有的权威他都敢于挑战。我觉得他是一个kind( 好心)的人。他也非常重视人的良心。他曾经发表过言论，我到现在还记得 很清楚。他说中国的经济学家非常有才华的。但是中国经济学家缺乏的就 是良心。良心可能指两方面，第一方面，你在做经济学研究的时候，一定 要报着一个诚实的心理。不要对数据作假，也不要屈服于权威。经济研究 中讲到经济发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所谓的两极分化。所以经济学家在 关心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一定要看到两极分化所造成的一些社会后果。这 是良心的另外一个部份。” 　　同是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的黄友光教授说，杨小凯教授不但天赋 聪明，而且还特别勤奋：“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用功的人。他不幸得病可 能部份与他太用功有关。他工作时间太长了。秘书讲小凯一天工作12个小 时，一个星期工作7天。我计算起来，根本就是我工作时间的一倍。这是一 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 假如鲁迅再活三十年 　　今年９月２５日是鲁迅先生诞辰１２２周年。关于鲁迅，再过一百年 也说不完。鲁迅要是活到解放后，会是个什么样子？谈论这个话题，也是 “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的。甲说，胡风就是鲁迅的镜子。 乙说，鲁迅会身居高位，成为“鲁文元”。两极之间，还留有许多发挥想 象力的余地。 　　不妨设想，５５岁那年，鲁迅大病一场，竟痊愈了。或者，想像他如 《起死》里的杨大，死而复生，从棺里坐了起来，吓得前来吊唁的女士先 生们如鸟兽散。不管怎样，反正奇迹般地活下来了，并从此戒了烟，吃鱼 肝油，注射宋庆龄从国外买来的盘尼西林，脸色一天天红润起来，至少还 能再活三十年。 　　到了第十瓶鱼肝油吃完的时候，上海沦陷。为了摆脱日本人的骚扰， 挈妇将雏，辗转香港、桂林，最后到达重庆。 　　他打算写一部革命战争题材的中篇小说，一部像《铁流》那样的作品 。这个计划，四年前听陈庚讲述红军反围剿的故事时就在心中酝酿着了。 　　可是外敌当前，鲁迅首先必须战斗。他以杂文为武器，锋芒直指空喊 抗战口号而不干实事的官僚政客和文人。同时还不得不对付一下来自同一 营垒里的战友的旁敲侧击。结果，写中篇的计划泡汤了，否则，何至于后 来被一个孙子辈的写家叫王朔的瞧扁了，说“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 是立不住的”。 　　日本人投降了，内战打起来了。在刀光火色衰微中，鲁迅看出一种薄 明的天色，心想这便是新世纪的曙光。出于对国民党政府的绝望，他把毛 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倡导的苏联模式，当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尽管他也 疑心，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其虚妄正与“绝望”相同。 　　这时，一些被鲁迅针砭过的人伺机反扑。有的老调重弹，说他从ＸＸ 党那里领取卢布。还有更恶毒的，指责他为“汉奸”，理由嘛，大抵是说 他不骂日本人，专骂中国人，或说其弟周作人附逆投敌，作兄长的也脱不 了干系云云。莫须有的“罪名”自然打不倒鲁迅，但难免令他大动肝火， 过度敏感。鲁迅甚至怀疑，马路对面新开张的麻辣火锅店的胖掌柜，也是 敌人派来监视自己的，不然，何以他嘴里招呼着客人，眼睛却看着我的窗 子？ 　　重庆是呆不下去了，在“曙光”升起之前，鲁迅一家三口，借着暮色 的掩护，秘密经香港乘船北上沈阳。不久，乘专列抵达和平解放了的北平 。 　　鲁迅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和周扬为副主席，茅盾任作协主席 。许广平担任政协委员和政务院副秘书长。不少朋友知道，老鲁虽然主张 别家的娜拉走出厨房，却舍不得小许到社会上干事，这次要不是周恩来派 小超来做说服工作，差点又躺到北海公园去生闷气。使鲁迅放心的是，自 己的文学爱好没有遗传给儿子。周海婴迷上无线电，后来进了北大物理系 。至于半个世纪以后，竟出版了一本《鲁迅与我七十年》的畅销书，则是 鲁迅生前始料不及的。 　　“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弟兄姐妹舞翩跹。外面的世界越是热闹，鲁迅的内心越是孤独，好心情都 是别人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他实在是经历了太多，革命，革革命，革 革革命，革革革革……，中国人庆贺了多少次胜利，然而中国的社会依然 是安排人肉筵宴的厨房。他担心这一次又会上演一出轮回的把戏，写道， 胜利是应该庆祝的，然而为时尚早。许多党政领导人看了拍桌子骂三字经 ，唯独一个人赞赏，此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认为这和自己所说的取得全 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的观点不谋而合，遂批示各级领导干部“读点 鲁迅”。 　　追求进步的鲁迅开始阅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了 。读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时，不由得叫道：“害 马，你说说看，鲁迅如何才能写出和鲁迅不一样的杂文？”许广平以为先 生用脑过度出了毛病，赶紧拿来白开水和安眠药。 　　土改。镇反。三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电影《武训传》。清算《 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思想。批评《文艺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 　　１９５５年，由于上书三十万言陈述自己的文艺观点，鲁迅的私淑弟 子胡风及其同伴被作为“反革命集团”定罪入狱，全国受株连者二千余人 。１９５７年，鲁迅的拥戴者冯雪峰和丁玲被打成右派分子。 　　一位与毛泽东私交颇深的文化人悄悄地问毛：“鲁迅会怎么样？”得 到的回答是：“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位 文化人惊得好几年汗不敢出。直到弥留之际，才透露给自己的学生。四十 多年过去，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将这秘密对话首次公开于世，舆 论大哗，学者们或考证、或质疑、或评议，沸沸扬扬。这是后话，按下不 表。 　　毛泽东从三十年代起就对鲁迅情有独钟，固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归根 结底还是他从鲁迅的著作中找到精神知己。这一点，“五四”以来的作家 无人能够替代。很难想像毛泽东能像利用鲁迅著作那样利用徐志摩的著作 ，“徐志摩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讲得通 吗？加上考虑到鲁迅在国内外的巨大声望，毛泽东无疑想保住鲁迅，只要 他“识大体不做声”。 　　这天，毛泽东请鲁迅夫妇吃饭。毛泽东称鲁迅“豫才兄”，鲁迅称毛 泽东“主席”。毛泽东指了指鲁迅，又指了指自己，说：“我们两人的心 是相通的。”鲁迅回答：“今天天气，哈哈哈！……”许广平激动得眼含 泪花，说不出话。席间，毛泽东谈经说史，品诗论文。司马迁形容大谋略 家张良“状貌如妇人好女”，鲁迅面前的毛泽东，言谈举止也温文尔雅如 妇人好女，仿佛窗外的腥风血雨与之毫不相干似的。临了，毛泽东似有意 又似无心地回顾自己年轻时慕名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的往事。又提到现在 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建国后人民政府把周作人养起来，做翻译工作。鲁 迅长叹一声，情不自禁低声哦吟起来。毛泽东听出他吟的是：“谋生无奈 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最是令人凄绝处，孤檠长夜雨来时。”这是鲁 迅自己早年的诗作。毛泽东笑笑说，豫才兄有空不妨去看看岂明，“历尽 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这个人也有很多右派朋友嘛。 　　然而，鲁迅哪能轻易忘了周作人及其日本老婆对自己的伤害？他宁可 强忍内心痛苦的煎熬，也不选择宽恕。他更明白，毛泽东的真实用意是要 他看看周作人的下场，然后想一想，是识相地当你的文坛坛主呢，还是当 我的“右派朋友”。 　　可是鲁迅发现，周围的人，包括以往的论敌和自称为朋友的人，都巴 不得他跳出来充当向权势挑战的出头鸟。中国人历来崇敬舍生取义的勇士 。当然，必须是你来舍生，我来崇敬，不好反过来，反过来不合算。 　　不错，鲁迅是斗士。林语堂曾这样描述鲁迅的性格：“不交锋则不乐 ，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 然于胸中，……”不过鲁迅也绝不是有勇无谋的莽夫。鲁迅在１９２５年 ５月３日致许广平信中说得明白：“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 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他也曾劝告青年学习“壕堑战”， 不可象《三国演义》里许褚那样赤膊上阵（《华盖集续编．空谈》）。《 狂人日记》的主人公是鲁迅的自况，他时时生活在防范被吃掉的警惕之中 ，自然早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即觉察“阳谋”的险恶，不会轻易中招。他 也目睹那些斯文的学者名流在运动中如何互相揭发、攻讦、撕咬。尤其触 目惊心的是，若有人替右派鸣不平，不仅左派们群起而攻之，连那些被划 了“右派”的也跟着落井下石，而且作出更加义愤填膺的样子。 　　“所以，”鲁迅说，“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此后几年，鲁迅依然笔耕不辍，但仅有寥寥几首旧体诗词发表。他的 客厅理也还时常高朋满座，谈话内容不外乎一些陈年旧事。若是许广平在 座，往往会从海婴尿炕谈起，一直侃到海婴顽皮时发表的“反动”宣言： “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提起这往事，鲁迅就会一本正经地说，这正好 证明本人还算是个好爸爸，倘若真是个“什么爸爸”，儿子恐怕未必敢开 口了。说完自己忍不住笑，笑得咳嗽不止。客人们也都哈哈大笑起来，笑 声里含有一丝苦涩。 　　光阴荏苒，岁月飞逝，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鲁迅垂垂老矣， 一顿饭上三次洗手间，时常咳嗽、胸闷、盗汗。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他列为 头号保护对象，送到某秘密地点养病。 　　不久，“文革”新贵重提三十年代“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 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宣判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是文艺界反党 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总头目。而鲁迅，则被树为代表毛主席革 命文艺路线的光辉旗帜。在“万花纷谢一时稀”的文艺园地里，鲁迅著作 一支独秀，风行全国，发行量仅次于领袖的四卷雄文。各大报刊纷纷重登 鲁迅旧作《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在病床上听到这些消息，没 有露出丝毫的喜色。 　　先生累了，长眠了。在他的枕边，人们发现一本打开着的、旧得发黄 的书，那是胞弟周作人的著作。 　　周恩来总理主持追悼会并致悼词，称鲁迅同志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 家和文学家，一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鲁迅的方向就是大家的方向。 　　毛泽东主席出席了追悼会，握着许广平的手说：“中国的第一圣人是 鲁迅，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圣人的学生。” 　　姚文元在《红旗》杂志发表题为《纪念鲁迅，革命到底》的文章，叫 嚷继承鲁迅“打落水狗”的战斗精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一期还刊登了许广平的纪念文章，题为《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鲁迅 》。 　　民间流传小道消息，说鲁迅留下几十册日记本和大叠未发表的手稿， 叫子孙好好保管，五十年或一百年以后才发表。 ～～～～～～～～～～～～～～～～～～～～～～～～～～～～～～～～ 惊天骗局：开放杂志主编金钟披露《六四真相》一书出版过程 　　按：香港《开放》杂志七月号刊登该刊主编金钟执笔的题目为“张良 和他的六四故事”的文章，以大量文字描绘了张良的为人，以及黎安友教 授参与炮制《天安门文件》一书的一些内情。文中指出张良就是宗海仁， 后者在香港美国频频发表文章，还出版《朱镕基在一九九九》及《第四代 》两本新书。中文版《六四真相》出版后，书中一些重要环节受到质疑。 黎安友教授的学术声誉受损。金钟被人拿来垫背，自然非常恼怒。不过， 客观地将，《六四真相》一书的大量材料出自新华社的“内参”，基本上 还是接近真实的，但还是不能称之为“中央文件”吧？至于书中最紧要处 ，涉及六四开枪决策过程，在邓小平家开会的所谓会议纪要，恐怕是张良 的小说创作了。张良是唱衰海外民运的，仍寄希望于体制内改良。(智叟) 　　张良对挑战者Alfred L. Chan的反驳 　　http://www.bignews.org/20040615.txt 　　纪念六四惨案十五周年时，美国学术界发生一场争议，加拿大学者Alfred L．Chan 陈教授在《中国季刊》上发表文章对黎安友、张良主编的《天安 门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鉴于《中国季刊》是一个很有学术地位的英 文刊物，黎安友教授作了答覆，张良则在多维网连载六篇反驳文章。为此 ，香港南华早报专栏作家秦家骢来电访问，后来陈教授也和我通了电话， 他们都问过我的意见。我觉得可以借此机会，把我参与过张良《六四真相 》的早期出版情况，和我的有关意见写出来，让读者加以审视，因为这本 书的出版已造成一个很大范围政治影响的事件。我参与其事是一九九八年 ，该书出版在二○○一年，虽然热潮已过，往事并不如烟，不少记录和资 料可以弥补记忆的不足。 　　张良对北美学者的傲慢态度 　　我想先谈谈对最近张良反驳陈教授的看法。其实，早在二○○一年五 月下旬，香港星岛日报就发表过署名“萧何”的对《中国六四真相》的质 疑，萧何自称是张良的伙伴，他们在北京曾一道收集资料，准备出一本关 于八九学运始末的书，以还原历史真相。在资料收集上，他们有分工，但 后来张良将资料全部带出国，出了这本书。然后，萧何指出，书中若干不 实、拼凑的部份决非中共内部文件，是“精心编写的政治小说”。张良当 时的反驳指称萧何是罗干手下一名御用“安全人员”，他的朋友中没一个 自称萧何的朋友，他要萧何亮出张良的真实身份以证明其言可信。 　　这次，张良对陈教授的反驳，一仍旧章，指陈“完全沿袭三年前萧何 的方法，只不过比萧何更拙劣”，主要论点完全来自萧何，自己起码的判 断都没有，对“中国高层政治一窍不通”。张良进一步指称，“萧何是罗 干亲自挂帅成立的追查《真相》的中央专案组”。 　　张良最重要的反驳是，列举许多中共打压《六四真相》的措施与现象 ，江泽民李鹏“如临大敌”，“如果这本书没有击中要害，中共高层不可 能作出如此过度的反应...... 这足以证明：此书的权威性是建立在披露许 多国家机密的基础上的。” 　　张良这种反驳手法并不公平。他指陈沿袭萧何的手法是甚么呢？“他 先是比较《天安门文件》与《中国六四真相》的异同，企图找出两书与已 出版的海内外一些关于六四书籍的某些片断的相类似之处，推论出此书是 抄袭已出版的一些书籍”，张良贬斥说，萧何还看过一些内部文件，“而 陈甚么内部文件都没有资格看。”这种没有看过文件的研究方法有“致命 缺陷”。 　　照张良这一说法，任何人也不可能评论他的书的真实性，因为他引用 的文件全不公开，谁也看不到，包括肯定他的书也照样没有根据。其实， 研究一本书的资料可信性，方法很多，陈教授与萧何的方法，正是常用的 方法之一。香港研究中共文件者不计其数，有几个是“有资格”像张良自 称可以去中办等机要部门“调阅档案”的？ 　Alfred L．Chan即陈仲礼博士，是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晓朗学院政治系 副教授。他告诉我，张良在反驳中有许多人身攻击。这也是我读张良反驳 文章的感觉。张良文章开始就要求陈先生告诉他中文名，并提交他在《中 国季刊》的文章的“母语中文”本，他说“迄今为止，这位作者既不敢将 他的英文稿用中文写出，也不敢告诉他的中文名。”“是真正的胆怯和懦 弱”。 　　这是非常无理的违背常识的指控。众所周知，华人在外国使用英文名 是理所当然的事，用英文写作发表在知名的刊物上，就是他的文章的正本 ，任何人可以据以评议。张良有甚么权利要求一位北美学者以中文名与中 文本发表文章？张良反复指陈仲礼为“自己在加拿大学术界捞取学术名份 ”，“作为一名学术界默默无名之辈，我理解，Ａ.Chan企图通过挑战黎安 友和《天安门文件》等书来达到他的学术目的，当然，我也怀疑他除了‘ 纯粹的’学术目的，是否还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企图。” 　　在反驳之三的结尾，张良指陈仲礼写文章的动机，“只是希望自己坚 定地站在江泽民李鹏罗干等人一边，替他们说话。” 　　张良傲慢地宣称：“是的，Α．Chan太渺小，对其文章的回应，在某 种程度上是对他的抬举。”“我们可以非常欣赏说，迄今为止，还没遇到 一位真正称得上对手的令我们尊敬的挑战者。” 　　张良对陈仲礼的反驳，一直把陈和萧何绑在一起打，怎样看待萧何对 《中国六四真相》的批评？究竟萧何何许人也？张良一说是一名御用安全 人员，一说是一个中央专案组，看来张良也未必清楚。为探究萧何的背景 ，我曾致电当时星岛日报的一位相识多年的副总编辑。他说，萧何稿子非 他经手，但星岛发表其文经过反覆讨论，认为他质疑《中国六四真相》有 根有据，白纸黑字，有刊登价值。他表示，这类争议，有资料可查对，作 者的背景并不重要。 　　我想，这应是香港同行较有共识的看法，二十年来，目睹中共当局或 港共对海外某些人与事的回应和传媒的处理，都不以因其是中共背景而一 笔抹煞（社会上常说“英雄不问出处”）。换言之，萧何即使罗干的人， 其对一本书有如此大量的具体指责，被批评者也有责任加以回应。那种中 共打压就证明我的资料正确无误的辩词是不能说服人的。香港连有左派背 景的媒体在大陆都被禁被封杀，何况一本有关六四的在美国引起轰动的书 ，中共岂有不禁之理。 　　陈教授的批评无论与萧何的文章有多少雷同，他是做了一位学者想做 的事，张良完全可以拒绝他的批评，可以反驳，但是，动辄怀疑别人的政 治背景，指对方为中共说话，直至不惜贬低批评者的人格，这不是美国学 术界自由环境中应有的态度。张良对待萧何或许可以赢得“政治正确”的 同情，但对待一位《中国季刊》的作者，他找错了对象。张良文章中那有 恃无恐，以势压人的姿态，即使在香港左派棍子中也已少见。张良他对陈 仲礼教授的粗暴态度给人的观感，不是Α．陈向他挑战，而是他向美国的 学术自由挑战。 　　九八年夏天和黎安友在香港会面 　　本文不打算对《中国六四真相》的文件可疑处一一推敲，主要想写的 是我认识的张良和他这本书当初出版的一些经过，用以澄清一些真相。 　　一九九八年夏天，经朋友介绍。六月廿六日下午，我和黎安友教授在 香港怡东酒店咖啡座会面。黎教授介绍说，一位暂不透露姓名的Ｘ先生， 从大陆带出二千份有关六四的内部文件，包括高层内幕。需要我们协助出 版一本三十到四十万字的书以便公开发行。计划年底完稿，九九年五月出 书。我欣然同意，并回答了香港版税、市场等问题。黎教授幽默地说，他 给李志绥回忆录、魏京生狱中书信集写过序，再加上这本，他该“下地狱 ”了。最后我交几本有关六四的开放杂志给教授转Ｘ先生。 　　这次和黎安友教授的会见，奠定了我们出版“六四真相”的基础。黎 教授回纽约后，介绍我和张良先生联系，通常是传真到黎家。七月九日晚 我和张先生通了一次电话，他说来美不久，出书事要具体商量，他希望我 从商业角度开列一个单子，看哪些有关六四的问题，读者最感兴趣？不久 ，我就开列了十八条问题，传真给他与黎安友，我也很想知道他的看法。 七月三十日，他回了一个传真，一一扼要作答，表示我的十八问题“提得 非常好”。这十八个问题，涵盖了六四前后的重要事件与疑点。给我印象 深的是两条：一是大绝食原因。他说据公安部报告是方励之夫妇、洛德夫 妇授意王丹而起；二是六四死亡人数，他说据报告“死者近二百名”。这 很出乎我的意外，因为几乎是关于六四死亡者的最低数字。 　　在纽约黎安友家初见张良 　　黎安友教授二○○二年六月一日在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学院谈“天安 门文件”时，说过一段话：“编纂者原来打算在一九九九年天安门事件十 周年先出中文版，为甚么事情没有那样发生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将很高 兴同任何愿意知道的人分享。”我不知道黎教授后来是否与人分享过这个 “很长的故事”，但我知道，和《中国六四真相》关系的密切的多维网在 二○○一年四月已报导过黎安友教授四月十一日在纽约法拉盛举行的记者 会上讲了一段故事： 　　“黎安友称：《中国六四真相》编者张良原计划在一九九九年先出版 中文版，以纪念六四十周年。为此，黎安友首先接触了台湾、香港的出版 社，但台湾的两家出版商对该书的市场并不看好，所以他转向香港，当地 《开放》杂志社总编辑金钟一度在他的客厅里住了一个星期，阅读原稿， 读完三分之二后坦称，文件是真实的，但因为香港人对六四已感到疲倦， 所以他对该书在香港的市场前景表示悲观，即使万一这本书市场看好，由 于中国大陆盗版猖獗，所以出版并不能获益。”　 　　这个报导直接点出我的名，好像我因赚不了钱而不愿出书。但事实并 非如此。究竟在黎安友家客厅的一个星期发生了甚么事？多维网在大肆炒 作时，对此只字不提。那只有我来现身说法。正是这一个星期对该书的出 版有决定意义。 　　经过四个月和张良与黎安友的邮电沟通，双方决定见面正式商定出书 计划。于是我在九八年十月十一日偕太太从香港飞赴纽约，下榻三十四街 的纽约大酒店，住了六天，旅费全部自理，没有在黎家住过一天，却是在 那里“上班”。除有一天留在酒店看张良书稿外，天天搭地铁到一一六街 近的哥大教授住宅和张良、黎安友面谈（黎有时未出席）。 　　十三日上午，我和太太第一次见张良。我们十时到达黎教授家，一会 儿，张良来到，安迪（黎安友的英文名Andy）介绍后，大家坐下聊天。以 前安迪说过张良三十多岁，看来也差不多，约四十岁左右，一副清秀的知 识份子模样，中等个子，说话带着江浙口音，我猜想，这应是改革开放时 期的首长秘书型人物吧。他很健谈，称是中办局级干部，有司机、秘书， 妻子在大学教书，他们已有很好的生活与前途，写这本书完全出于道义的 原因，以公开内部文件的方式促成六四平反。 　　张良特别强调，推翻共产党不可能，因为人才都被网罗在党内，中共 也在变化，中国平均二十人就有一个党员，所以，只有靠党内的人才能改 变党，民主自由才有希望。中国不同世界任何国家，不能乱，海外民运素 质低，激烈手段只对中共有利。谈到六四，他对当时知识份子激进的行为 有严厉的批评。认为赵紫阳对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也过激，否则，邓小平处 理六四会温和些。杨尚昆曾表示不准对学生开枪，但李鹏陈希同下令可“ 使用一切手段”。 　　谈到他的工作，他透露安排戚本禹在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是他亲自处理 的，他知道六四期间“江青与张春桥很有骨气”，同情学生，反对资本主 义。还说了一些高层秘闻，可印证他的机要身份。 　　关于他带出来的二千份文件，他说，六四时，他掌握一个管道，可以 决定各种文件材料，送谁和不送谁。这本书的初稿二百万字，是几个人写 的，现在选出三十万字出书。 　　首次见面气氛轻松。中午安迪请客，叫了四川菜上来吃，下午我就开 始看张良已写成的书稿。 　　不少人问我看过张良的“文件”没有？这应该加以交待。我在直到九 八年底介入“六四真相”出版的半年间，都没有把文件的真实性，列入我 的关注之内，因为我确实沉入对黎安友教授的完全信任之中，这种信任不 仅来自他的名教授地位，而且特别受他为李志绥回忆录写的那篇导言所影 响，这与我的批毛情结有关。另外，我已习惯作为一名编辑和出版人的责 任，特别看重篇幅、文字、可读性之类的专业要求。因此，见张良那几天 ，我没有提出哪怕是看一眼那堆文件的要求。只有一天，张良主动从公事 包中拿出两三份“内部文件”给我看过，对中共文件我有概念，过目而已 ，记得那只是一般性文件。同时，他还出示过一张他与华国锋的合影照片 （他讲过邓小平搞华国锋时，曾以华与郭兰英的照片作为摊牌）。翻查笔 记，黎安友曾在我们会谈时，问过张良：二千份文件是不是一大箱运出来 ？当时我都未留意。 　　因此，今天我仍相信，张良是带出了不少“中共内部文件”，成为写 作《中国六四真相》的基础，但书中核心部分，如元老会议记录等是否都 来自他带出的文件？那是另外需要研判的。 　　张良的真姓名，我倒是当面问过他，他没有出声，在我的笔记本上， 写下三个字：“张思铭”。我点点头，信以为真。不过，据我后来了解， 这也是假名，他不姓张。 　　和张良讨论书稿并提出意见 　　和张良接触中，首先，有一点被过于恭维的感觉，他说高层重视海外 舆论，中南海内有三十本《开放》，吴国光的《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中 央买了三千本（我见他之前推荐过这本书）。当时，对这两个数字并未质 疑，只感到夸张。后来了解，吴国光那本书绝无可能被高层收购三千本， 有其百分之一倒可能。 　　当我看了书稿后，双方分歧便呈现出来。张良的书稿用电脑打字，横 排，每页约一千二百字，当时已写成二百六十七页，共约三十二万字，以 时间顺序，分别描述学生、高层、各省市及国外舆论有关学潮的情况，写 到对五一九戒严令的反应为止，大约还有二十万字没有竣稿。我摘录一些 问题及意见，然后在十五日会谈中提出。 　　我的意见主要是，篇幅比原议超过近一倍，分四条线写，也未免刻板 一些，地方情况及国外反应应可删削，突出高层内幕，资料来源与作者介 绍很重要，最好附一文说明他熟悉的中共档案制度。 　　张良回应说，同意加资料注释，突出高层决策程序，但对作者介绍则 主张模糊处理即可，篇幅也不打算削减。张良非常乐观表示，书出之后， 党内会有强烈反响，将引起高层反思，高层的开明派“领导人”会说话表 态，因为这本书没有和谁过不去，中央省市均会作出反应，书将“百分之 百”主导“六四”十周年。张良特别指出，赵紫阳对书不会表态，杨尚昆 会，他与邓的两次谈话记录，就是杨家提供的。至于文件照片可否刊登， 不予考虑。 　　关于写序的问题，张良说请黎安友写。西方中国学家只有哈里．哈丁 （何汉理）与黎安友对中共决策有影响作用，哈丁“左”，黎安友“右” ，虽遭左派忌恨，但名望高。 　　前一天（十四日中午），张良不在场，黎安友问我：张良十二月回国 ，是不是有人支持他平反六四？书出版后的政治意义会不会造成压力平反 六四？我都予以否定的回答，我说除非江泽民是后台，否则，这书出版后 ，张良回国一定有麻烦。我直言，书的价值在学术史料上，新闻上不会引 起轰动。另外，书有为杨尚昆伸冤之意。 　　在销售与付酬上严重分歧 　　在他们如此乐观的基础上，关于销售的估计就分歧更大。黎安友认为 可以卖二十万本，张良说“利用六四十周年，十万本肯定没问题。”他提 出了几本书的销量：例如《黄祸》三十六万本，《太子党》超过四十万本 。我一听，很吃惊，因为数字太离谱。这两本书的出版，都与我们有关， 这类书的行情，我们再清楚不过。为了慎重起见，我立即致电香港编辑部 ，请同事立即了解几本书的销售量，第二天我就把完全不同的数据转告了 张良与黎教授。出版界在行销手法上，适当夸张一点，是常见的事，但数 倍、数十倍的吹牛，只会留下笑柄。不知张良被谁误导？ 　　五月十六日，是纽约会谈的最后一天。 　　开始，还是照既定方针办。谈书名，谈出版的时间表，十一月底书稿 将完成，分两次寄我，张良十二月经香港回国，可与见面。计划请余英时 、周傥、白杰明写序，黎安友特别提出要我写一篇关于学生绝食的分析文 章放在前面，他和张良都表示欣赏我对绝食起因与影响的看法。张良对六 四平反仍持乐观态度，说九六年党内就有人主张平反，朱镕基没问题，李 鹏也认识到六四要平反，只有李鹏了解六四全过程。六四镇压与江泽民无 干系，平反问题，江任内可解决，这本书的出版可以促进之。 　　但是在谈到签约时，事情抛锚了。主要是关于稿酬问题，张良坚持以 十万本计，合十五万四千美元，一次买断。即不理会他重申，出书不是为 了赚钱，他也不会要求政治庇护，但没有十万本这个数，支持者也不好说 话。黎教授问我，可否先支付一笔，然后付版税？ 　　我表态说，我们对这本书的出版是有诚意的，专程来纽约就是证明。 我们也保证可以负责地把书编好，在明年五月上市，以配合“六四”十周 年促销。但是，以十万册买断不可能，十多年见到的海外畅销书，只有李 志绥回忆录超过十万本。六四的书出了二百多种，我们这本要畅销，只有 两种可能，一是内容有爆炸性的材料，二是走李志绥的路，先出英文版， 打响后，带动中文版。我还举李锐《庐山会议纪实》及吴国光《赵紫阳与 政治改革》这两本材料丰富的著作为例，说它们都没有超过几千本（李着 只印了一次）。因此，我们这本书用版税付酬的办法是合理的，即按销售 分帐。我坦承不仅我们付不起十多万美元，有钱的出版社也不会这么干。 　　张良坚持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商量，但没有十万本，我宁肯不出书 。 　　十七日我们带着空白的合约书启程回到香港。 　　以上回顾显示，“黎安友客厅一个星期”中，如果没有我的强力抗辩 ，“六四”十周年出一本书还不容易吗？但谁来做冤大头？明镜出版社负 责人在出书时说，当初港台出版社以市场不佳婉拒出版，他“很难相信张 良是为了钱而做这件事”。不知道此话是针对谁而说，但假若他九八年在 黎安友客厅会这样说吗？我婉拒的不是出版，而是出钱。 　　十一月底张良告知“出书计划延后” 　　纽约之行后，我已假定与张良的合作将告吹。十一月五日接张良传真 ，他仍坚持他的书可读性不比李志绥回忆录差，坚持要付十五万四千美元 。我告诉太太，她很生气，觉得被张生欺骗了，要我一定要向安迪说明。 十一月十四日，我发一函给黎安友表示我们的不满：１、张良说北京中央 买三千本吴国光的书，绝不可能；２、张良称不按十万本付酬就不出书， 说明他为民主写书的话实属虚伪；３、张良的书没有可读性，无法畅销； ４、必须考虑如何交待文件出处；５、交待作者背景很重要，李志绥没有 御医身份，书不可能畅销。十一月二十五日，张良来传真称“出书计划延 后”。十二月十四日，黎安友在电话中告诉我，张良已经返大陆，月初经 港。仍坚持他对出书的要求。 　　进入一九九九年，节目很多，我们忙于出版《共产中国五十年》，摆 脱了张良那本书的困扰。虽然，我们夫妇再去纽约时，安迪请我们看他上 课（王军涛为助教）请我们吃饭，彼此都没有提到出书和张良的事。 　　二○○一年元月初，突然看到美国媒体铺天盖地宣传《天安门文件》 ，张良的名字明星般再现。一天，黎安友教授打电话给我，说六四那本书 英文版即将出版，将寄赠一本给我，希望我在香港协助宣传，但不要说我 见过张良，他说：“你是唯一见过张良的人”。 　　仍然是出于对黎教授的尊敬，我答应了。于是二○○一年二月号《开 放》组织了一个大型专题，介绍英文版《天安门文件》。这是三位美国教 授的作品，至少不像我看过的书稿那样庞杂乏味。也有一些记者找我，我 觉得应该把纽约之行写一写，有限地报导一点九八年会谈经过，同时也给 安迪作了一个访问，特别问到文件的可信性，他总以安全为由漫应之。 　　当时媒体炒作达到一本中文书空前的地步。一位美东的名作家告诉我 ，他来美国十多年，没有见到美国主流媒体这样规模地捧一本关于中国的 书，简直吓死人！美国大炒，香港、台湾当然跟进，《天安门文件》的精 采部份的中文稿也大篇幅地推出来。　 　　张良出书成功的三大策略 　　这排山倒海的造势，显示当初我不看好的这本书出版的成功，确令我 感到意外。仔细观察可以看出，黎安友、张良在运作上采取了三个重大决 策： 　　一、英文版领先，为中文版开路。 　　既然这本书意在影响中共政治，当然以中文版的意义为主，黎张原先 的设想是中文版成功后再出其他外文版，如前所述，当我对中文版的市场 估计，驳倒他们的盲目乐观后，他们才决定改弦易辙。可以设想，如果一 家出版社能支付十五万美金，在九九年推出中文版后果如何？后来那家出 版该书的出版社在香港的一位代表一次茶叙中说：如果没有英文版，中文 版卖二千本了不起啦。（当然可能多一点）。 　　记得我们在纽约讨论稿酬陷于僵局，我提出走李志绥的路后，黎安友 也动过先出英文版的念头。后来他们果真这样做了，花了两年时间编英文 版（一九九九与二○○○），二○○一年面世时的造势都强调此时出书是 和中共十六大权力斗争有关，只是在我的文章指出原是计划配合“六四” 十周年一九九九年出版后，他们才改口承认这点。而且，我的另一点意见 ，“内容必须有爆炸性”，也被造势者加以利用。 　　我手头这本“第十九版”《六四真相》黎安友的前言，题为“《中共 六四真相》的深远意义”，但目录中前言的题目竟是“爆炸性的《中共六 四真相》”，这样明显的错误，竟然多版之后不予改正，编辑的粗疏不说 ，也反映他们对爆炸性之说的推销因素的重视，但正如我的一封信所示（ 附图），我认为这本书缺乏爆炸性，甚至有反“爆炸性”。 　　一本书的畅销有多种因素造成，造势并非唯一有效的。如李志绥回忆 录，绝无六四文件这本书的大炒作，但长期热卖，显然是“有麝自然香” 的效应。《六四真相》完全得益于英文版的造势，而这场造势又显示了黎 安友教授在美国学界、新闻界乃至政界非凡的人脉与影响力。但这本书与 其他非小说类书籍相比，其价值与其媒体捧场度显然是不相称的，那么， 黎安友何以独钟于它？我的分析是，一、他与张良的体制内改革论的一致 性，从他对中共十六大的高度正面评价可见一斑（我曾撰文表示异议）； 二、对张良带出的“二千份”内部文件所慑服，大有如获至宝之感。平常 研究者拿到一份文件已属不易，二千之数，岂能不动心；三、相信张良代 表了中共高层一股有潜力的开明势力，相信张良对平反六四和这派势力的 乐观预计（张良曾说，他不出来，升部长没问题）。这是纽约会谈留给我 的鲜明印象。 　　二、以安全为由的神秘包装 　　保密──对“内部文件”保密，对作者张良保密，是从一九九八年迄 今不曾松动的策略。神秘感本来是商品社会一个致胜手法，出版业也并非 无人操作（如《黄祸》原作者名“一唳”，出版者主动改为“保密”）。 “张良”其人，自从CBS专访蒙面变声出现以来，虽偶有大作见报，至今仍 是大隐于市、不露形迹。黎安友特别为他保驾，甚至说我是“唯一”见过 他的人。但是，至少在纽约我和太太是一道见张良的，林培瑞则对记者说 ，他和张良在一起花了不少时间，陈一谘在访问中也暗示认识张良，而张 良还登门拜访过余英时教授和在纽约的其他朋友，美国圈中人常常和我猜 谜（不少人猜张良就是吴稼祥），而传媒也不时报导张良透露，公安派出 大量人员在国外追捕他，跟踪、威胁怀疑是张良的人...... 还说，因为他 和《六四真相》，大陆已有一百八十人被捕等等。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对这种保密功夫不以为然，知名的民运人士对 我说，我们这些被通缉的对象，在美国游行、开会、写文章，哪有安全问 题！更有人说，中共特工在美国如入无人之境，亲共者无处不在，你张良 搞出这么大风波，还想人不知？有人相信能在中央出来，知情甚多者，中 共还能查不出来？也有人质疑，你知道公安部最新消息，有那么多人为你 被捕，为甚么从不见你为他们的人权呼吁？ 　　听了太多的故事后，时常想到，这场隐身游戏要玩到几时？莫非真要 等六四平反的那天，才站出来接受欢呼？事实上，我们还没有看到因为政 治原因，流亡到美国来的人，在美国境内受到中共迫害的例子。 　　文件的保密，也做得滴水不漏。英文版编者夏伟（Orville Schell） 在书后的文章中说，张良那些文件，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可以公开的，但我 尊重他们（中国人）的习惯，他们把这种公开视为卖国。编者夏伟这样的 角色，都不能让他看看文件，实在匪夷所思。夏伟的谨慎态度和黎安友形 成对照，他表示六四文件的真实性不能得到证实。 　　与我们有关的保留则是关于“六四元老政变”之说。《开放》首次在 一九九七年六月号上刊出《中共元老六四政变纪实》一文，独家报导五月 二十一日，五月二十七日在邓小平家的两次会议情况，由北京作者供稿。 而这期杂志由我交黎安友转张良收，他以前不知道海外有过这份报导。在 《六四真相》中，相关内容与本刊惊人相似，留下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的不解之谜。 　　其实，在该书中文版刚出版时，我不仅对其编辑之粗糙极为失望，与 英文版有如天壤之别，显示出版社连一点起码的功夫都不做（如标题、内 文字体的简单设计），而且，也发现内容一些问题。如几个重要关头的资 料来源，连“根据会议记录予以综述”的简单交待都没有，包括元老决定 清场、死亡人数报告、赵紫阳自辩辞等。 　　必须指出，对张良这本书的质疑，并非针对其逻辑和政治上的正确性 ，而是针对其写作态度的诚信问题（一般读者对此或许无所谓）。一位北 京著名作家，看过《六四真相》后对我说：“不怕真的（如官方材料）， 不怕假的（如小说），就怕真真假假分不清楚，所以这本书我不会当加以 引用。”事实上，书中不少材料是有出处可引的，如邓小平有关六四的三 次已发表的讲话，全被切割式收入书中，（只说是根据会议记录，但中共 领袖正式发表的文章与会议记录通常不可能一字不差），而中英文本一律 不列“参考书目”。而我最不满的是，为甚么对几次重要元老会议与谈话 ，英文版可以交待出处在先，后出的中文版则一律免去？张良在回答质疑 时解释说，这是“为了把握好泄密与不泄密的界限。” 　　又是保密！是不是中共国安人员都不懂英文？为了保密，可以把中文 读者当傻瓜，牺牲他们的知情权。保密牌出手，众人当闭嘴，学术讨论的 公开与平等原则被损害，“保密”成了张良为他和他这本书设置的刀枪不 入的一堵围墙。 　　三、战略转移：张良与宗海仁 　　同样，不少人问我“宗海仁”是谁？ 　　多维网形容宗海仁是“中南海出来的人”，以推崇他的“权威”背景 。 　　鉴于《六四真相》和英文版相比的种种问题，当其于二○○一年四月 出版后，我们没有发表任何推荐文章。张良透过黎安友传来一篇“六四真 相与邓小平”的文章给我，并附一信，谓此文不用张良的名字发表，可用 开放编辑部或金钟或其他名字发表，可任意删节。我一看，文章万余字， 七拼八凑的东西──遭此戏弄，实在忍无可忍，即告安迪，“此文不用” 。黎张那边可能感到我的不快，张良才另写了一篇稿子给我，即刊于五月 号的“江泽民庇护贾庆林阮崇武”，并交待署名不用张良，改为“宗海仁 ”。 　　此后，宗海仁在香港美国频频发表文章，出版《朱镕基在一九九九》 及《第四代》两本新书（他在书中透露行踪：九八年春离开国务院，冬天 回到中南海，正与他经港返国时间吻合，大约在美国待了半年，写“六四 真相”）。又被推向英文媒体，但依然无一字作者介绍！很快地，宗海仁 名声盖过张良，据闻有人向美国和台湾的学界与政界人物推荐他，被视为 中共高层改革派的代言人。传台湾高层也透过纽约的这个头顶光环的小圈 子和中共高层有了某种沟通，他们相信北京高层有一个可以抗衡江系的反 对派。但宗海仁就如张良一样，仍然让人捉迷藏，一位民运活跃份子不耐 烦地向我抱怨：“我们要被愚弄到什么时候啊，这么出名的人，一个又一 个，都不知道他是谁？这是美国呀。”人们想不到，宗海仁的出现，可以 为张良减少麻烦。 　　以文会友，是这篇故事的来历。张良没有寻求美国的庇护，却找到了 黎安友的庇护，这是千真万确的。他要的东西，现在全有了。粗略估计， 他的酬劳已超过九八年向我提出的要求。鲁迅诗云，一阔脸就变。他在文 章中，把原先对我讲的从哈丁和黎安友中“选择”黎，变成“经反覆比较 美国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如黎安友、何汉理、傅高义、李侃如、奥森伯 格、林培瑞、傅立民、麦克法夸尔等，最终决定选择了黎安友。”而在解 释“由于一些现实与政治的原因，终于打消了出版中文版以纪念‘六四’ 十周年的念头”时，他接着说：“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党内作了努力，希 冀江泽民李鹏能拿出勇气，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见本刊二○○一年四 月号）。 　　这是何等气派的口吻！哪里还有“国务院办公厅”一名小干部的影子 ？他已脱胎为可以凌驾美国学界和党内说话有份量的人物。到了出版《第 四代》时，他在“信报”发表的前言更是了不得：“我不愿意看到因为《 第四代》的出版引起北京的紧张和恐慌，特别不希望被有关方面藉此展开 一场整肃运动 ...... ” 　　他的书不只一人协作完成，但他念念不忘的是几位洋专家，就这样， 美国的制度加上中国的人才，打造了一个奇迹！ -- The Chinese V.I.P Reference ┌──┐　　editor@bigNews.org The Best Chinese e-Magazine │则兼│　　http://bigNews.org i SUPPORT FREEDOM OF SPEECH │明听│ 国际统一刊号ISSN:1097-26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