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参考》总第五期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编辑地点:美国纽约,发行于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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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漂流瓶                                                   萧  强 
     2. 股份制改造: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                            何  频
     3. 《红色“爱国”的背後》
         序言:以真实的历史揭穿虚假的谎言                        魏  过
         后记:谁能对真实的历史说不 ?                           杨建利
     4. 《中华大同书: 大同篇》第六章 “民族复兴..             晏新明
     5.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片段                       原著:李志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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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漂流瓶
                   ——献给魏京生,和世界上所有的魏京生们 

                                              萧强 


一九九零年六月十日的清晨,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岛,
海洋学家理查德·斯蒂克兰德和往常一样,在岛西边的巴科利桑德
海滩上散步,一个在潮水中起伏的深绿色物体引起了他的注意。他
挽起裤脚,从仍然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捞出一个瓶子,把它带回了家
里。

这是个普通的玻璃瓶,海锈斑斑的瓶口依然基本完好。瓶身满是深
深浅浅层色不同的苔痕,看得出它在海里已经漂流了很久。瓶口封
得很死,里面沉甸甸地也不知是什么。理查德把它丢在墙脚,开始
了自己一天的科研工作。晚上,他在和一位同行聊天时提到了瓶子
的事,朋友劝他不要轻易打开,“交给专家去做吧!”理查德接受
了建议,把瓶子小心地收藏了起来。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仍然密封着的漂流瓶放在了美国西雅图
市科梯·埃博斯默博士的桌上,这位研究漂流物的专家用特制的工
具,缓缓打开瓶子,从里面倒出了六张卷在一起的纸。由于海水渗
入,这些纸张有一部分已经粘住了。但第一页十分醒目,是一位青
年男子的半身铅笔素描像。他显然是一个东方人,光头,脸微侧,
神情严肃,两手插在制服的衣兜里。他的身后靠着一堵墙,墙上密
密麻麻地写满了象形文字。已被海水侵蚀了的右上方有几个阿拉伯
数目依稀可辩,是“1979.3.29”这个日子。

另外五张纸是两面都印有字的传单,其中四张还是彩色的,并且下
角印有数字:6071041,6073122,6073125和9094041。埃博斯默博
士立刻明白了这些传单是被大量地印刷的。载着这些传单的漂流瓶
似乎代表着一种系统、大量的努力。曾经有过成千上万的漂流瓶,
载着同样的信息,在浩瀚的海水中默默地漂流吗?漂流瓶的瓶底,
刻有英文“Made in Taiwan”的字样。博士摊开了巨幅的海洋地图。
从发现漂流瓶的温哥华岛出发,逆着太平洋洋流的方向,他的目光
停在了地球另一端的一条狭长的海峡上。那里,应当是这个瓶子漂
来的地方。

埃博斯默博士将他的猜测输入计算机。运用“海洋表面流模拟”程
序,计算机给出了十万分之二的概率,置于南中国海的漂流物,将
进入Kuroshio洋流,绕过日本东部,约两三年后,可到达一万公里
之外的北美海岸,再经过绕北美大陆的循环一至数圈,每一圈的周
期约是四年,最后被潮水冲上海岸,就像这个深绿色的漂流瓶一样。
  

那些残存的文字很快被翻译了。有铅笔肖像的那一页上,仍然可辨
的字迹是:“…不怕坐牢”,“……还是新的独裁……1979.3.29…
…探索杂志主编魏京生被判刑十五年”。

科学家们仍然不知道他是谁;但知道了这个小小的玻璃瓶,是十三
年前,这位瓶中画像的主人公刚刚被投入黑牢时,人们为了营救他
而投入海中的千千万万个漂流瓶的一个。计算机推算出了漂流瓶在
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中走过的漫漫长旅;可谁又能推算出,在它默默
漂流的四千七百多个日日夜夜里,这个名叫魏京生的人,那块生他
囚他的黄土地上五分之一的人类,和这颗蔚蓝色小小星球上息息生
生、一茎相连的众生万物,都经过了怎样的生活和命运?!埃博斯
默博士记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公元一一七七年,一位叫雅田茂的
日本教士,因参加暴动被流放到一个荒岛上。日复一日地,他向海
里投放了一千多个木片,上面刻着他的名字、日期和一句诗,“请
风和海水带我回家”。一块木片被人捡起后送给了他的家人,又由
他的家人交给了天皇。不久,在天皇生外孙的那天,教士被赦免了。
  
那是很忙的一天,位于纽约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交口处的中国人权
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美国西岸打来的长途。在和素昧平生的科梯·埃
博斯默博士讲完这个长长的电话之后,我抬起头,仔细地看着墙上
的挂钟。时间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四点三十三分。
  
今年年初,土耳其的名记者甾娜菩女士和我在开罗的一次国际人权
会议上相识。我们谈起各自工作中,那些最难忘的人和事。前年,
甾娜菩去土耳其东部极偏僻的乡村采访,在小店买烟时店员认出了
她。“他两眼火把一样着了起来。马上跑进里屋,小心翼翼地捧出
一个盒子,里面是一张发黄的剪报。‘这是八年前我被军政府关押
时,您为我写的文章。是您救了我!’”说到这儿,甾娜菩的眼睛
也在尼罗河滞重的夜色里闪闪发亮。

  “你呢?”她最后问。

  我讲了漂流瓶的故事。     (199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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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份制改造: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
                        ——《中国陷阱》作者何清涟的质疑 


「非规范化」的「股份制改造」运动埋下了许多隐患。标志着中国
权力阶层瓜分国有资产的活动在承包责任制以後,出现了一个新的
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产权制度大规模变革的开始。从这个意义
上说,「股份制改造」确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的一顿「免费午
餐」——只是享受者限於权势者群体而已。


 何 频


被外界视为替江泽民造势的《关键时刻:中国亟待解决的二十七个
问题》一书封底,用大字印着这样一段话:『中国改革的改革开放,
与前苏联和东欧不同,走的是一条由易到难的路子。今天改革进入
「深水区」,那些从前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
的关键时刻。』

这段话的作者是大陆青年经济学家何清涟。即使她也是《关键时刻:
中国亟待解决的二十七个问题》的主要作者,但她否认自已可以算
作某个人的幕僚。

何清涟一九八八年在复旦大学就读经济学研究生时,即以《人囗:
中国的悬剑》列入《走向未来》丛书,表现出强烈正视现实的『学
者人格』。这种品质不可能使她进京奏折,而是南下深圳进行学院
外和宫廷外的经历与思考。一系列论文《中国当代农村宗法组织的
复兴》、《中国股份制: 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九十年代的圈地
运动》、《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财富与贫困——现阶段
贫富分层评析》、《权钱交易:中国当代寻租活动的特点、途径及社
会成本》、《经济学理论与屠龙术》确立了其在国情研究领域的学
术地位。

相比之下,她的新作《中国的陷阱》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用大量资
料数据和事实更系统说明中国大陆在转轨期间,各项改革措施在权
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操纵之下,引起的种种事後不良反应及现在所
面临的问题,并指出这些问题对中国未来发展必然起制约作用。

三十多万言的《中国的陷阱》打印稿在学术界和决策层流传并且获
得隹评,却因为对社会矛盾完整真实的描述和没有禁忌的剖析,至
今未能公开出版。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对目前最热门的话题:『用股份制改造摆脱国
有企业困境』,何清涟提出了疑问。事实上,中共内部也有不少人
担忧国有企业股份化的成效,尤其是会否引发更大规模腐败。何清
涟则通过对近年股份制企业的调查发现,「非规范化」的「股份制
改造」运动埋下了许多隐患。标志着中国权力阶层瓜分国有资产的
活动在承包责任制以後,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中国
产权制度大规模变革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份制改造」确
实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的一顿「免费午餐」——只是享受者限於
权势者群体而已。

                               原初期望值和事实的差距


何清涟说,政府和奏折派经济学家们推动股份制改造的原初期望值
和事实的差距是:政府和经济学家们期望通过职工持有股票这一形式,
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迫使企业建立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机制,以
消除国有企业的所有弊端。而企业则主要考虑股份制的融资功能,
许多改造後的「股份制公司」其实只是「翻牌」公司,运行机制根
本没有改变。

首先,大多数股份制企业只是「翻牌公司」,并未从低效运转的状
态中解脱出来。这些国营企业搞所谓「股份制改造」,其真正目的
并非是为了「重塑企业机制」,而在於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解决
困难或藉此捞一把。不少企业在清产核资时串通会计师事务所,在
资产总额、资本利润率、资金利润率、经营业绩等项目上弄虚作假。
另外,「企业的主人」即股东们既未成为企业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关心的也不是企业的效益,而是股票在市场上转手之後可获得的差
价。股东大会除了在制定分红方案时起点有限的作用之外,在选举
企业董事会成员方面,事实上并未享有应有的权力。不少公司的股
东大会还未召开,董事会已宣告成立。而且董事会成员往往由公司
原经营班子和几个有关政府部门官员组成,董事长、总经理也由政
府委派任命。不少地方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沿袭以往对原来国有企业
的管理模式,对股份制公司选举的董事、董事长随意指派、调离。
这就造成了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合二而一、经营者就是监督者的格局,
所谓「监督作用」纯属子虚乌有。

何清涟认为,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中很少有人去正视这一现实,即
西方国家股份制公司成立和中国当代股份制改造的原初动机之间,
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差别:西方国家仅仅是将股份制作为筹集社会资
金的一种手段,而中国政府和理论界则将其视为改变国有企业经营
机制的一大法宝。

                            藉股份制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


为什麽「股份制改造」的期望值与实践後果相差如此之大,还会有
如此之多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热衷於这种「改革」呢?说穿了其实很
简单,因为各地政府和企业的掌权者把「股份制改造」变成了一次
对国有资产的大瓜分。

何清涟说,本来,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中一种成功的组织形式,
中国大陆选择它作为产权改革的突破囗也无可厚非。但关键在於游
弋於权力经济中的大大小小的掌权者们,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次机会,
在「改革」的旗帜下,戏剧性地将权力叁予分配这一套「寻租」的
老把戏玩出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和规模,使得「股份制改造」变成了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次大规模的免费午餐。

叁悟出用「股份制」这种形式蚕食国有资产,并非始於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开始的「股份制改造」运动。早在十馀年前的大批中外
合资公司建立之时,就已经有了一批「先知先觉者」有效地利用了
这一形式,开始为自己进行资本原始积累。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在中
外合资合作办企业的过程中,中方负责人对国有资产不评估,或者
低估,从而使中方资产所占比例下降,国有资产权益受损。这样做
的好处是中方负责人可以暗中吃「乾股」,由外商每年从名下利润
中抽出一部分悄悄送给中方负责人。这种做法在沿海一带已是公开
的「秘密」,後来也被内地效法。据统计,在全国八千五百多家叁
与中外合资的企业当中,有五千多家企业未经评估就与外商合资,
损失达四百六十人民币亿元。

何清涟认为,西方实行股份制其实着眼的是它的集资能力——它能
将社会游资集合起来,形成较大的资本规模,去办分散的小资本办
不到的事情,而不是中国一度非常强调的所谓「管理优势」。事实
上,在西方国家的现代企业制度体系中,和其它的企业组织形式相
比,股份制并没有在管理上显现出有多大的优势。忽视了股份制最
基本的筹集资金功能,过高估计了在筹集资金之外的、有一些甚至
是一厢情愿地想像出来的功能,如效率功能,必然会带来一大堆问
题。

                         行政权力受制约并与经济活动绝缘


中国大陆利用「股份制改造」这种形式重组企业,最终竟出现这种
「淮 成 」的局面,使人疑问:在中国现有的社会条件下,试图
用市场经济制度下特有的「企业精神」去改造国有经济部门,有多
大的可能?

实践後果是,「股份制改革」这张所谓企业改制的「王牌」失灵,
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外部原因,那就是中国大陆目前缺乏和「股份制
」这种企业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尤其是没有股份制经济赖以生
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

在何清涟看来,按照国际惯例,股份制企业通过终极所有权与法人
所有权分离而形成的独立法人资产,以及股份公司的法人地位等权
利,都必须由法律赋予并加以保证。其它诸如股权的分散化、终极
所有权、法人所有权、经营权的分离、股票的上市发行与自由转让
等等,均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外部关系和内部关系。要处理好这些关
系,需要相当完备的经济立法,诸如证券交易法、公平竞争法、证
券投资保护法等。如没有一个完善的法治环境和配套法规,必然导
致混乱。

如果要想亡羊补牢,对现存的诸种问题加以校正,进行制度设计时,
何清涟提出需要考虑:第一,制度设计必须要能真正激活企业人力
资源的活力;第二,必须从完善法治环境与建立配套法规入手,杜
绝股市过度投机活动的滋生。

何清涟并没有论述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的关联,但她下的药方却无可
避免涉及到体制的更新: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和经济运行机制的
根本变化,政府职能必须尽快实行历史性转变。必须将权力尽快分
离出经济领域,使政府由过去经济生活的主体变为仲裁者;在制度
安排上,要制约行政权力并使之与经济活动绝缘,只是这种制度安
排必须通过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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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红色“爱国”的背後》 

                                          杨建利 主编 
目录

序言:以真实的历史揭穿虚假的谎言 /  魏过

第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   / 孙持
第一章。“中”共的俄国灵魂      
第二章。俄国利用的工具  
第三章。俄国人指挥夺权    
第四章。廖仲恺被刺之迷    
第五章。武汉政权的间谍    
第六章。苏联的远东利益

第二部分。国难当头时的“两个中国” / 孙持
第七章。武装苏维埃运动

第三部分。七分扩张二分应付一分抗战  / 王鸣一
第八章。高明的统战策略    
第九章。抗日热情的背后   
第十章。毛泽东的两手策略
第十一章。再建国中之国    
第十二章。苏日签中立条约

第四部分。勾结呼应,巧取豪夺  / 王鸣一
第十三章。勾结日本的线索    
第十四章。两相呼应的一年 
第十五章。中国在十字路口

第五部分。寸土尺天皆入贡
第十六章。中共战后出卖东北利益     / 何小川
第十七章。“中苏蜜月”:“小兄弟”中共献身      / 祖尚华
第十八章。保钓与爱国      / 熊炎
第十九章。对日索赔:国人的新仇旧恨与中共的旧恩新情    / 齐仁

第六部分。攀龙附凤势难当  天下尽化为侯王
第二十章。“官倒”和“官股”--“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铁证      / 明哲
第二十一章。邓楠丈夫张宏在美资产上亿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成邓家天下    / 陆春寒
第二十二章。对外开放谁先受益?元老孙辈争相出洋      / 华进
第二十三章。白宫门票多少钱一张?      / 史言

第七部分。爱国与爱国人
第二十四章。包装:一种伪民族主义的伎俩      / 卞悟
第二十五章。爱国爱党与爱国人      / 钟山
第二十六章。从金门公园谈起      / 陈汉中
第二十七章。王丹与南京大屠杀      / 陈汉中
第二十八章。卖国贼和最惠国待遇      / 马悲鸣
第二十九章。中共应跪在孤儿们面前      / 尹进
后记:谁能对真实的历史说不?     / 杨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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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真实的历史揭穿欺骗的谎言 (序)


                       魏过


  杨建利先生主编的新书《红色“爱国”的背後》,今年八月由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
会在美国出版了,本书旨在用中共自己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对照其目前的意识形态
宣传,揭露其所谓“爱国主义”口号的欺骗性。

自从《中国可以说不》在出版以后,围绕着相关问题的论战,在海外就一直没有停
止过。事关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走向,如果在一片“说不”声中走岔了道,中华
民族无疑将再一次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如果在反省历史的过程中,引导中华民族作出
理性的抉择,中国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希望。

  十三位作者,既有海外学人,也有中国大陆的专家,他们就是在此背景下以《红色
“爱国”的背後》一书加入到这场讨论中来的,并且希望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所谓
“爱国”历史进行检讨,解构盛嚣尘上的一种“伪民族主义”的包装,各自从不同
的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阐述了由“说不”带出的种种问题,犹如在黑夜的时空
海洋上,散发出点点揭示真相的光亮,从而启发关怀中国前途的仁人义士去探索未
来航向的准确座标。 

一、对人民长期隐瞒“卖国协定”的历史真相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第十七章,披露了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二日中苏签订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特别协定》,这是一个秘密协定,
在一九五零年七月十六日,被美国对外政策协会在纽约公布。从该条约文本的全部
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自鸦片战争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一个卖国协定。

  该协定有这样一些特别突出的内容值得注意:

  第一,它允许苏联驻兵中国境内,将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一系列重要海军、空
军基地(包括秦皇岛、海州、烟台、威海、青岛、大连等极重要海口)交给苏联,
同意他们“永久驻兵,并自由出入”,允许苏联在那里进行一切军事部署。

 第二,它同意把中国全部军队指挥权交给苏联军队最高统帅斯大林“直接指挥”。 

第三,它要求中国负责筹集华工一千万人,为苏联工作,这个人数相当于当时的美、
英、法多个国军队人数的总和。

第四,中国不仅沿海的重要民用和军事港口都划给苏联屯兵,而且“全部”商业港
口统统开放给苏联自由通商,仅收取百分之一税率;并且规定苏联在中国享受“贸
易特权”。

第五,中国内地铁路权,甚至铁路两边五十华里地区也连带铁路权,一同出让给苏
联;铁路局长这一要职由苏联人,中国人只能担任副职。

第六,出让内蒙、新疆、西藏等重要地区,允许其各自脱离中国而独立。

第七,它明文规定“苏维埃联盟政府,有支配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矿铁原料等特
权”,其中特别规定锡矿的全年产量百分之八十供给苏联。

第八,中国的粮产亦需供给苏联。

第九,中国政府各机关、事业单位,都要设苏联人员为顾问。

这个秘密条约在国家领土(包括内蒙、新疆、西藏在内相当于国土一半还要多的巨
大版图)、国家主权、军队主权、铁路主权、商贸主权、政府管理、物产资源、农
产品、乃至人口和人民(一千万!),统统让给苏联支配。通过这一密约,当时的
苏联已将中国纳入它的整个战略体系中,并且完全渗透、控制了中国,使中国成为
苏联征服整个世界的一个马前卒。

   不管中国共产党当初签订这一条约是为了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还是出于
为了巩固自己新生政权的权宜之计,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对自己的人民隐瞒了这一
卖国协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红色“爱国”的背後》的主编杨建利希望,这本
书能帮助自己的同胞了解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使任何当权者在真实的历史面前都
无从说不。也希望这本书能提醒同胞,当任何专制政府用爱国主义做号召的时候,
都要怀疑它的诚实性,不要“与狼共舞”,因为人民的利益并不能公正公平地反映
在专制政府的决策过程中。

二、历史真相并不是任何专制独裁者所能垄断得了的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包括它的权力统治,是建立在谎言、欺骗基础之上的。毛
泽东说,大凡革命成功,必先要造成革命的舆论;林彪则更是赤裸裸地说,不说谎话
就办不成大事。还有一个反映这种政治虚假的例证就是,在各个不同时期,中共都
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可以让历史人物或者政治人物随意改变其“地位、作用”,象
文革的时候,井岗山博物馆里面原来朱德参加革命时用过的扁担,改成当时担任毛
泽东接班人的林彪的扁担了;最近在香港回归的仪式中,当年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共同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前总理赵紫阳,非但不能出席回归庆典,甚至在反映
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的历史记录片中都删掉了赵紫阳的镜头。中共这种对待历史
的态度,暴露了他们内心信奉的其实就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的一句名言:谎
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列宁主义是主张对人民进行思想灌输的,中共时下的说
法,就是要进行舆论引导。其真正的用意就是让十二亿人民把自己的大脑奉献给中
共当权者,在行动上与中南海“保持一致”。所以篡改、编造历史;紧缩和控制舆论,
就成为他们驾驭社会的惯用伎俩。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传统之一,中共作为这种政治传统
的产物,当然无法免俗,其领导者一直坚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或者所谓“一
俊遮百丑”,只要以枪杆子获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任何错误、罪孽都是可以既往
不咎的,甚至被视为必要的“学费”、“代价”,或者更干脆就根据自己的政治需
要随意摸去那段历史、根本就不承认那段史实,或者代之以精心编织的谎言。如同
中国控制新闻舆论那样,只要不准你报导某个问题,便自以为某个问题就不再存在
了;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以为只要自己大权在握,掩盖或篡改历史,似乎真相就随之
石沉大海一般了。

 殊不知,中国还有一句俗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没为。人算是敌不过天算的,
中共可以姿意妄为于一时,却无法一手遮天于一世。据一位美国研究中共党史的专
家披露,前苏联解体的时候,迫于经济困难等原因,他们曾一度准备出售第三共产
国际的档案资料,这可急坏了中南海当权者——这些档案如果被曝光,中共完全是
第三国际干涉中国内政的产物、而且中共前领导人陈独秀等与共产国际错综复杂的
关系等被长期掩盖的历史真相将大白于天下,中共目前的党史就要完全的重新改写
——立即挟巨资前往莫斯科谈判欲卖断这些档案资料,后来在国际社会的阻拦下,
这笔交易流产了。

 如今是一个信息传播日益快速的时代,中共对于这种传播的严密控制已经到了将近
崩溃的临界点了。《红色“爱国”背後》的作者们的努力,显然将有助于突破这一
临界状态。随着更多的人象本书作者们一样,对于历史真相的揭示以及对这些信息
的渗透传播,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终将看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真
相并不是任何专制独裁者所能垄断得了的。


三、瓦解建构在“新华语体”上的中共意识形态

长期以来,中共的这种思想方式和意识形态运作机制,已经成为“中共文化”的一
个重要特征了。一九九三年我刚出监狱的时候,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来上海看我,
谈话中他提到了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种普遍显现:那种以僵化、机
械的语言被不断重复的谎言,久而久之成了整个社会奉若神明的教条。在前苏联那
种现象被描述为“木语”(Wood language),而在中国大陆则被称为“毛(泽东)语”
或者“新华语体”,尤为典型的就是《人民日报》社论的那种语体和中央电视台播
音员那种极为亢奋的语气。所有蒙骗人民的谎言被这种语体包装以后,那些无所不
用其极的卑劣手段和丑恶勾当,却闪发出“神圣的光芒”来了。

当时,白杰明认为,著名女作家戴晴关于描写王实味、诸安平、梁漱溟这些中国著
名知识分子命运的报告文学作品,实际上具备了通过还真实历史的本来面目来瓦解
建构在“新华语体”或“毛语”基础上的中共意识形态的功能。其实,后来催健、
王朔等人的作品,也有相似的功效。但是,中共花了四十多年时间以强大的宣传机
器灌输给这个社会的“新华语体”——即“中共文化”的重要内涵之一,并不是短
时期内就轻易消解得了的,何况目前它仍然是中共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只是没
有过去那样理直气壮了,在现实社会里已经被越来越觉醒的人民所唾弃;而推动中国
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也大多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在思想意识的深处
与这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是代表这种“中共文化”意识复辟回潮
的《中国可以说不》为什么会“发烧”的重要原因。

  戴晴、催健、王朔他们当年开始的事业,目前在意识形态控制不断收紧的中国大陆
进行地十分艰难,甚至都难以继续下去,在《中国可以说不》的复辟狂潮席卷海内
外的时候,他(她)们却无法向自己的读者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甚至于在巨大的压
力之下他们中有人也可能会迷失自己原来的立场和目标。杨建利和《红色“爱国”
的背後》一书的作者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继续用中共自己确凿的卖国史实,来
揭穿其如今高唱“爱国主义”谎言的欺骗性,这不但粉碎了《中国可以说不》赖倚
安身立命的基础,同时也将有助于瓦解和颠覆中共现行的意识形态!

四、“爱国主义”无法阻止人民用脚投票

  记得儿童时代,文化程度不高的母亲拿着《说岳全传》的连环画教我识字,耳提面
命的给我讲解岳飞袒露背膀让岳母刺了“精忠报国”四个字。後来,也象大多数同
龄人一样,向往着当兵参军驰骋疆场“报效祖国”,因为近视眼身体检查没有通过,
就抢上“末班车”自觉报名到江西“老革命根据地”去插队落户,还为了紧跟形势
似懂非懂的去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种对国家的观念的认知,在文革宣告
结束时随着中共的“神圣”权威受到挑战而开始被怀疑了。

  进大学读书的时候,对于这个观念的思考陷入了更深的迷茫之中,岳飞当年抵抗的
实际上不正是中国的另一部分、另一民族吗?明朝末年那些被宣传为抵抗清军的民族
英雄,不正是阻止国家统一的“历史罪人”吗?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象岳飞那样“精
忠报国”、每一次外族入侵也都无法得呈,中国不仍然还是黄河边的一个弹丸小国
吗?大量的严酷社会现实也在向人们揭示:你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吗?尤其是
这个专制政府以“爱国”的名义对人民加以迫害的时候,“爱国”变成了独裁专制
的装饰品。

  就在中国共产党还想吃“爱国主义”老本的时候,“地球村”的现代新概念已经推
到我们面前了,中共高干和太子党们大多已经利用手中的特权捷足先登、知识精英
也通过各种形式抢先一步、甚至不甘心与专制独裁者“共存亡”普通民众不惜代价
——哪怕是“偷渡”,也发誓要摆脱中共“爱国主义”的羁绊,到海外成为一个自
由人。现实已经告诉我们,中共的所谓“爱国主义”根本就无法阻止日益觉醒的人
民正在开始的用脚投票——日益高涨的移民海外热潮。

                *******************************************************
                               (后记)谁能对真实的历史说不 ?
        
                                              杨建利
                                                                                                                                                         
中国人也许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喜欢更惯于使用爱国的词藻和标准去评判、去净化、
或者去玷污。在中国的社会政治话语中,“爱国”“不爱国”不仅是使用频率最高
的词汇,而且是对几乎所有社会政治行为的最高评断和最後判决。

在数十载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贯穿着一条神奇的河。无论你是谁,无论你
被别人抹成,或者自己本身,多麽污秽不堪,只要你能够在这条河里洗上一洗,你
就豁然圣洁高尚起来;无论你受了,或者感觉受了,多大委曲,只要让你在这条河
里洗上一洗,你登时就释然了。这条神奇的河就叫做“爱国”。在爱国河的两岸,
每时每刻都挤满了各行各业各样各色的中国人,有的是为了圣洁的名声,有的是为
了高尚的地位,有的是为了平直冤屈,有的或许仅仅是为了避免别人的抹黑,但是
他们却都有着同样一种急切的需要,那就是到这河里洗一洗。搞体育的争着洗,搞
艺术也要争着洗,搞学术的争着洗,搞贸易也要争着洗,当权的争着洗,造反的也
要争着洗,在朝的争着洗,在野的也要争着洗,被赞颂者争着洗,被诋毁者也要争
着洗。于是乎,这条河越来越缺少以爱为源头的江河所具有的那种真挚厚实的底蕴,
越来越缺乏滋沃大地的江河所具有的那种丰盛养料,两岸的景色也越来越矫情,越
来越虚假,甚至透着凄寒和黑暗。

饱尝中国翻云覆雨政治的捉弄和磨难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一个无时
无处不在发挥着功用的“健康检验器”。这个健康检验器在中国是颇有一些魔力的。
它的魔力不仅仅表现在,每一个人,自觉自愿的也好无奈被迫的也罢,都会不时地
把自己放在上面照一照,以测定政治道德的健康状态,而且更表现在,即使它进行
测验判定的标准常常诡诈多变无从把握,处於各种不同政治境地的人们仍然执着地
反复地把自己放在上面,照啊照,不搞到健康证明决不罢休,除非确信自己政治道
德上已病入膏肓。这个健康检验器就叫做“爱国健康检验器”。

理论上讲,任何健康检验器进行测定的操作标准应该是客观不变的,爱国健康检验
器也应该如此。那麽,缘何来的“诡诈多变无从把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无非
是,爱国健康检验器在中国乃是国家名器,掌握国家权力的人们,由於其权力不受
限制,就象他们使用其他国家名器的时候一样,顺便用此器为自己服务了。换句话
说就是,爱国健康检验器在中国被动过手脚,其判定系统被一个不应该有的机关所
代替,这个类似於电脑里的病毒的机关实际上是大家都十分熟悉的营生,它就叫做
“爱党”。

这一动手脚不要紧,中国人从此就象魔咒缠身一般,在“爱国”和“爱党”的怪圈
中涡旋挣扎不得超脱。暂且不论“党”给中国人所带来的灾难是多麽巨大,只是中
国人在“爱国”“爱党”怪圈中的尴尬和麻烦就足以让人精神分裂。当你问一位中
国人,你喜欢不喜欢共产党,一般来说你可能得到的答案是,不喜欢。但是,如果
你批评中共政权的种种恶行,特别是当你的批评是守着“外人”进行的,这位同胞
大概感情上就会有点受不了,甚至会因此认为你不爱国。这又迫使你在批评中共政
权的时候不得不一再地声明,“我爱国,但我不爱共产党。”如果,你问一位中国
人,你希望中国人享有民主、希望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得到保障吗?几乎可以肯定,
你得到的答案是,希望,当然希望。然而,当你对台湾的民主化对香港的民主自由
表示支持或者对西藏糟糕的人权状况表示同情时(请注意,毫无疑问,这位同胞绝
对认为台湾人香港人和西藏人都是中国人),你很可能被这位同胞怀疑成同情支持
分裂国土的主张和行为。因此,你不得不在支持推动全中国的民主化和改善所有中
国人的人权状况的同时,不厌其烦地表明,“我们是爱国的,我们追求民主化,但
反对分裂国土。”不然的话,你甚至有都可能被指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走狗。香港的
回归同样是尴尬的。已经享有民主自由的香港人愿意回归祖国,但他们绝大多数人
却又不认同中共的专制政权,希望民主自由地回归。“香港回归是回归了中国还是
归属了中共”的问题搅扰着为数不少的华人(不仅仅是香港人),使他们的爱国情
感找不到着陆点。可以说,“爱国”“爱党”的魔咒使每一个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染
上了爱国情感分裂症。

令人悲哀的是,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爱国情感分裂症似乎在最近的将来大概不至于消
失。近来,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激情好象又被推上了一个高潮。这种普遍激昂的民族
情绪以往只是发生在国家面临外敌,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看足球看到到大街上去
不算)。当前既无此事实也无此迹象,缘何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深谙“爱党”与
“爱国”逻辑的人们不难看出“党”在背后有意推动的影子。中共在其主义失去灵
验,统治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高高祭起爱国主义的大旗,企图以此来挽救
它的信心危机和淹没海内外中国人对於民主和人权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人惯于
使用爱国健康检验器和争先恐后到爱国河“受浸”的习惯,为中共的蓄谋提供了一
定程度的土壤和市场。於是,象「中国可以说不」一类的东西便应运而生。别的暂
且不论,「中国可以说不」不能不说是疗治中国人爱国情感分裂症的一剂爽药。但
是,这剂药正象吗啡解除病人的疼痛一样,它使病人兴奋而对疼痛暂时失去感觉,
它却不能从根本上医治病人的病痛。

毫无疑问,中国当然可以说不,无论是面对着美国,面对着西欧,面对着俄国,还
是面对着日本。中国人从来就应该具有对任何外国人说不的权利。然而,是什麽原
因使得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近代史上面对着外国强权屡次失去了说不的能力和权利
的呢?而又是什麽原因使得中国人,当其政府应该说不而不说不甚至说是的时候,
总是同时也失去了对外国人说不的权利的呢?原因有一个,而且只有一个,那就是
中国人不可以向他们的政府说不。

这自然引出了何谓爱国,也就是判断爱国与否的标准,的问题。爱国从来就不应该
是抽象的,他必须首先落实到斯国疆域里的人民的具体利益上,爱国情感发自个体
止於斯国的人民和土地而不是政府,特别是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如果一个国家
没有公正公平公开确定何为人民利益的程序,人民的利益便成为抽象的名词,那麽
它就很难逃脱堕为打扮当权集团的脂粉的命运。不让人民说不的政府常常假借人民
的利益行使不受限制的权力所能做的一切,那很可能就是在许许多多涉内和涉外的
事务上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主权或国家主权便会因此大打折扣。所以,倘若你的
政府不允许你或你的同胞说不,你的爱国情感便不能连於它,更不能投射到它身上。
爱国的政府首先应该是允许本国人民说不的政府,专政权和主权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中国可以说不」所表现出的愚狂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只要在西方生活了一段时间
就可以一眼看出,书中对西方的描述特别是对西方一般百姓心态和生活状况的描写
可谓差之千里。这大致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因为,作者们毕竟没有机会到西方生
活一段时间对西方社会做深入的体察,而且作者们所赖以思考判断的信息基本上是
中共官方所允许的,在没有新闻出版自由的条件下,这些信息很难不是偏颇的甚至
是有意编造的。但是,书中所表现的对中国现实的不诚恳以及对历史的无知却的确
让人忧虑。

「中国可以说不」书中有这样一段颇为“自豪”话,“美国最终发现,在太平洋对
岸,在古老的东方,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化历史的民族巨人依然走在共产主义的途
中。”如果说,其它的有关政治经济制度选择的问题还有争议的话,那麽,中国人
对共产主义的唾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事实是不需要作者们这麽高的智商
也不需要象作者们那样读那麽多年书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问题的关键在於,作
者愿意不愿意说真话,或者,中共政府是不是允许作者们讲真话。我十分好奇的是,
作者们是否也会因此意识到,言论自由这项人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说到这里,我想在谈论问题时暂时抛开讨厌的外国人。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首先
向中共政权提出改善中国人的人权状况的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事实上,那个时
候,中共闭门锁国和西方没有丝毫的交流,西方无法向中国实施人权外交,那些提
出人权问题的小民更不可能和西方帝国主义一致行动,也绝无“亡我”之心。那麽,
中共政权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几十年来,中国人前赴后继地向他们的政府提出人
权问题,他们的结局又是什麽样呢?中共自统治中国至今,造成了六千万至八千万
中国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样的艰巨任务需要多少岗村宁茨和多少麦克阿瑟捆在一起
才能够完成呢?现今,由贪腐(许多是通过出卖国家利益给外国商人)而暴富的中
共官僚和他们的子弟,有几个人在挥金如土的时候能想起中国农村那些因贫穷而失
学的四千万儿童?那些“拔一毛可以立天下”富可敌国的红色官僚资本家们,不会
不知道教育对未来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似乎对此毫不动心。由於政
府腐败和失职所造成的严重的教育问题以及由此而损失的未来国家的竞争实力,又
是需要多少美国中央情报局联合行动才能达成的目标呢?同胞们,能否向这样不爱
国的政权说不?!

「中国可以说不」的其中一位作者来美国访问时,到哈佛大学和一些关注中国的学
者进行了一次座谈,参加者包括美国的学者,中国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以及
日本来的学者。座谈时,这位作者充满激忿地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抗战,
你们西方人有谁给我们帮过忙?”话音未落,满堂大笑。大家惊异於这位号召中国
说不的中国青年对历史的无知(关於这段真实的历史,请看本书第七章--第十五
章)。更让大家惊异的是陪他来的一位年长学者(据说曾任中国住联合国副大使)。
他在座谈中振振有辞地说,“(大意)我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被关进监狱受了很
多折磨,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也不愿意外国人为我说话,即使他们没有别有用心。”
当谈到中共当政初期中共政权向苏联出卖中国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关於这段真实历
史,请看本书第十七章),他亢奋说,“(大意)中国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顶住了
苏联斯大林的压力,使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真不知道,这位前辈学者需要
克服多少记忆以及与良心做多少次斗争才能(敢)说出这番话来。这使我想起英国
作家乔治欧威尔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中说的一句话“如果每一个人都
接受党制造出来的谎言,如果所有的纪录都记下同样的话,那麽谎言在历史流传下
去就变成真理了。”

到这个时候我便意识到,中国人之所以在“爱国”“爱党”的旋涡中不得解脱,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对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说窄一点,真实的中共党史〕的
无知,因为中共从来就只让中国人看他们钦订的历史。现在到了让中国人了解真实
的中共历史的时候了。应该让人们看看,对於自始至终都以爱国主义相标榜的中共
来说,爱国到底是什麽营生。

当去年秋天一位朋友找到我,告诉我,国内有几位历史学家想写一些有关中共自建
党至今各个历史时期出卖中国利益史实的东西,并希望我能组织海外的一些学者参
与,把大家写的东西编辑成书出版发行。虽然由於哈佛的学业和「二十一世纪中国
丛书」的编辑工作我已经几乎再没有精力应付更多的事情,我还是欣然答应了。因
为它是我几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经过几个月来的见缝插针式的抢时间努力,终於
可以把这本书呈献给读者了。

希望这本书能帮助同胞了解真实的中国近现代史,使任何当权者在真实的历史面前
都无从说不。也希望这本书能提醒同胞,当任何专制政府用爱国主义做号召的时候,
都要怀疑它的诚实性,不要与狼共舞,因为人民的利益并不能公正公平地反映在专
制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同时,本书的作者期望以此书与所有的读者共勉,弘扬理性
的爱国主义,去掉愚狂、矫情和虚假,对所有的不正义、不公道、不合理、侵害你
基本权利和正当利益的东西,无论它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说:不!
                          杨建利
                  一九九七年春於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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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大同书》晏新明 《大同篇》第六章 “民族复兴..

   作者简介

   晏新明,一九五四年生於昆明市。八零年毕业於云南
大学政治系。他在云南社科院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
研究,并深入到最穷的山区做调查。八六年到法国留学,
获博士学位。

    八九年“六四”使他转变了考察中国问题的角度,开
始探索用“三民主义”代替“毛泽东思想”的路子。後他
发现“三民主义”实际上还是一种社会进化论思想,无法
乘载起使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他告别了孙中山先生,开
始从一个能够透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广阔视野上去挖中
国问题的根,逐渐获得了“大同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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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民族复兴”与“改革、开放”
                       (节选)

    4、中国出路从哪里找起?

    应该把中国大陆的问题明确地归结到共产党执政这个
问题上。中国固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经济发展不平衡问
题、生态破坏问题、人囗问题、教育问题、粮食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综合起来是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本身是否
有能力应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
,中国人本身有能力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也有能
力叁与解决世界的问题,只是这种能力被共产党的执政所
窒息了,没有办法有效地发挥出来,所以这时,共产党执
政的问题成了首要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其它问题就
很难有个好的办法,就是有了好的办法,也很难付诸实施
。因而中国人要想很好地解决自身的各种问题,首先得要
解决共产党执政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从国际上看,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已经不复
存在,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统治都已经垮掉;从国内看,
中国人民今天已经不相信共产党了,能够维持中共内部团
结的强人也不存在了。中共在国内和国际都已经不具有生
存的条件了。在目前这种条件下,中共就这麽不死不活地
拖下去的话,那麽最後的结局必然是中共的分裂。而中共
的分裂将导致军队的分裂,这也是必然的。很显然,中共
的“社会主义事业”给人的可以预见的“前途”,就是一
场导致大陆中国再度分裂的“军阀混战”。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前景。许多有识之士都希望在中国
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避免中国走到前苏联或东欧的境地
,希望找到一条既能避免出现大乱,又能解决共产党执政
问题的道路。

    现在人们经常想到的是“和平演变”的方式。

    “和平演变”的方式可以有不同的情况。比如说,把
“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然後逐步引进西
方的民主机制,从而使中共自身逐步变为一个“合格的、
西方式”的民主政党,让它来继续维持中国的“一党专政
”,从而避免中国可能出现的“军阀混战”的分裂。

    这种情况看来是很难实现的。目前的中国并不具有现
实的条件,因为中国共产党与东欧各共产党不一样。苏联
与东欧的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党,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用
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这个党不像东欧各共产党那
样,因为有一个第二国际的传统,对“社会民主主义”能
有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就像它“不懂马列主
义”那样,也不懂什麽叫“社会民主主义”。而且,中共
在历史上从来就是不容“社会党”的,它在其内部发展出
一种对付“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叫做“残酷斗争、无
情打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着名红军领袖柳直荀
就是被指为是与“社会党”有关系的“改组派”而被杀害
的。

    中共在历史上就没有这种可以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
”的基因,因而今天要叫中共自身来做这种选择是很困难
的。暂且不说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根本不合中国
国情,不具有解决中国问题的能力,就说这一做法本身,
它对中共在中国大陆存在的基础,也具有强烈的摧毁性。
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中共必须把自身全部否定掉,把它的
历史、它引以为自豪的一切“成功”、它的“毛泽东思想
”全部否定掉。假如中共没有出一个超级强人来做这件事
,那是做不成的。而如果真有这样的人出现,又是以自我
否定的方式来促成中共的转型,那麽这一方法显然与最初
的目的完全相冲突,因而这种做法是注定不可能成功的。
任何人在这方面的轻举妄动,都只会加速中共内部的分裂
,从而导致“军阀混战”。

    另一种想法是促进中共自己从内部变,并指望中共内
部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超级强人,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同时维护社会的稳定。

    这种想法有一个时髦的名称,叫“新权威主义”。持
这种想法的人有一个经济自由化优先於政治民主化的观点
,所以他们希望中共内部出一个强有力的新权威来推动中
国的经济自由化,从而为政治民主化打个基础。

    这其实是中国“民主派”纸上谈兵的一种想法。无论
如何都得承认,通过“新权威”从共产党内部来改变中共
的性质,从而避免可能的全国大乱,这是一个善良的想法
。但也要看到,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这是因为在邓後
,中共内部已经没有了产生“新权威”的条件。我们看中
共的领导人,从胡跃邦、赵紫阳到江泽民,他们既没有显
赫的战功,也没有让所有人不得不服膺的政绩,更没有军
政两界的坚不可摧的人脉关系,他们都是由老人推出来的
。所谓老人,实际上是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代表人物。这
种格局已经形成,即使以後中共元老们都去世後,各种派
系或利益集团依然存在。中共领导人的产生,只能是各派
系的平衡物,不可能是“新权威”。如果中共内部有人想
来扮演“新权威”的角色,其人必定是骗子。

    另外,从当今世界的新权威政治看,基本上这种“新
权威”都出自军内,而在中国,这种做法只能把中国引入
大混乱。因为任何军头都不能和平整合其他军头,非得要
在战场上见个高低不可。这种情况在中国已形成一大传统
,目前也不可能改变。

    退一万步说,假如中共内部让人意想不到地真的冒出
一个“新权威”,并成功地整合了中共,这对中华民族来
说也没有什麽意义,中国的政治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用一
种形式的独裁取代另一种形式的独裁,能算是解决了中国
的政治问题吗?在这方面有南韩的全斗焕、卢泰愚的例子
可看。在“新权威”之後,一切都还得从头来。中国人有
多少精力来这样浪费?

    中共与东欧国家的共产党比,差别太大,与台湾国民
党比,差别还小一些。有的人看到台湾现在走向了民主道
路,就提出“台湾模式”,希望大陆中共也能像台湾国民
党一样,通过“和平演变”的道路,从专制走向民主。

    这个想法不同於上一个想法。上一个想法是通过中共
内部的开明进步的超级强人来改变共产党的性质,而这个
想法不需要超级强人。它只是要把共产党的问题公开化,
变成全社会的问题,然後由社会的自发运动来解决中共的
问题。这种情况只需要中共内部再出胡跃邦、赵紫阳之类
的软角色就可能做到,因而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希望中共
改革派内出一个像蒋经国那样的人物,开放“党禁”和“
报禁”,从而使整个社会环境更为松动,让社会上自己产
生出其它政党来,在选举中把中国共产党选掉,就像今天
台湾的民进党等在野党势力要想吃掉国民党的情况那样。

    但这种方法同样是很危险的。中共在大陆执政这四十
多年,杀人太多,斗人太多,在社会上植怨之深,结仇之
广,远非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所能比。中共一旦失去对全国
的控制能力,其社会中隐藏的自然爆发力, 也非东欧事变
所能比,一定是相当激烈的。特别是实行了“党派政治”
,各党派之间的冲突,大概不会像台湾那样,只是在立法
院打打架,而必然会激化社会固有的一切矛盾和冲突,如
民族矛盾、地方与中央的矛盾、各省之间的矛盾等等,从
而引发全社会的冲突。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相对大陆来
说还是宽松得多的。国民党在台湾,主要的事件只是镇压
了一个“二.二八”起义,而为此事件,一开放党禁,就
站起来一个民进党,要把国民党推倒。中共在大陆所做的
,且不说“六四”这样一个让世界都感到震惊的事件,就
说“镇反清霸”、“土改”、“反右”、“大跃进”、“
文化大革命”、“一胎化的计划生育”等等,这些事不要
说台湾人想都不能想,就是在东欧共产党那里,也是很难
找到同类例子的。这些因素的存在,只能够让人相信,由
社会的自发势力来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其惨烈程度一
定比东欧大得多。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的群众组织由开
始的“大呜、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很快发展为对立
的派系组织,相互间的冲突导致了全国性的内战(武斗)
,这种情况大家都还应该记忆犹新。认真回顾这一历史,
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能感
到这种办法的危险性。

    另外应该看到,“和平演变”是一条盲目的道路。它
既不能为中国指出发展的方向,也不具可操作性。“六四
”以後,一些有理想的中国知识份子开始从对中共改革派
的信任转为对“和平演变”路子的探索,试图帮助共产党
丢掉“毛泽东思想”、“打败国民党、蒋介石”这两个包
袱,或者用“三民主义”来代替“毛泽东思想”。但这是
一条受各种力量左右的盲目的道路,既无可操作性,又无
方向,自己只能随波逐流,不能自主,而且结果不见得会
好。

    为什麽说“和平演变”的道路结果不会好呢?从中国
前途这一角度去看,要中共丢“毛泽东思想”和“打败蒋
介石”这两个包袱,对中共来说是最笨的选择,如果中共
真的做了这样的选择,中国就会走到类似台湾、日本或南
韩的政治模式里去,但仍走不出乱世。按照目前的发展趋
势,今天台湾、日本、南韩的政局将会是大陆政治的最隹
发展结果。而这种最好的结果,又怎麽能使中国人担起维
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促进人类神奇般的进步的重任呢?
当然不能。今天的日本、台湾、南韩在国际政治上不能起
到应有的作用,很大原因也在他们的政治没有搞好上。而
这些国家都是经济高速发展地区,可见经济的高速发展并
不能代替政治问题的解决。现在许多人说,要促进大陆经
济发展,从而为大陆解决政治问题而创造条件,这种说法
实在是一厢情愿。

    想到中国的未来,为什麽只会在中共身上打主意,就
不会想想自己?应该明确我们这一辈人是为什麽而生的。
这也就是一个“天命”问题。讲到“天命”,可以说中国
的未来是属於我们这一辈的,我辈肩负着一个大责任。中
国的未来是什麽?简单说就是建设中华的大同社会,从而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促进人类神奇般的进步(人性和
技术的进步)。话这样说就清楚了,是我辈来维护世界的
和平与繁荣,来促进人类神奇般的进步,而不是别人。我
辈不敢担起这个任务,就是无志。无志自然无智。

    我们明白了我们这一辈人的历史使命就能看出,去搞
“和平演变”完全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就目前中国的局势
来说,“和平演变”是一条很危险的路,至今还看不出可
不出乱子的方式。我辈拼命在这方面动脑筋,实际上都是
把中国往火坑里推。中国真乱了,谁能承担责任呢?那时
大概只会说:“我们又不是算命先生,开始就说过,其结
果是不可知的”,然後就转变为现代政客,在中国兴风作
浪。退一万步说,就算我辈中有人找到了可操作的方式,
“慢慢”(可能得用“毕生精力”)帮中共丢“毛泽东思
想”和“打败国民党”这两个包袱,并成功地用“三民主
义”(可能的伏线,当然还有其它)把中共改造成一个民
族主义的党,让中共得个善终,这时我辈也算完了。一旦
进入政党政治机制,为了竞争,为了掌权,全部理想都可
以出卖,所有政治资本都可以交换。这样的情况,我们远
的可以去看本世纪初期的“立宪派”、“革命派”,近的
可以去看今天台湾的政党政治。许多原来有理想、有抱负
的人,当他们进入政党政治的机制後,都在向现代政客转
化,出卖他们的支持者。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游戏规则放
在那里,进去就出不来。

    无大志自然不会有大智。我们采纳“和平演变”的道
路,就会把我们这一辈人浪费掉。为了劝共产党为善,或
者让它得个善终,我们这一辈就要做它的殉葬品。这种菩
萨心肠,岂不有违天命?

    从目前的国际大势和中国形势来看,我们认为中共非
亡不可,但看到了这一点并不等於解决了问题,这只是接
触到了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能从“反共”
的立场中去找的,而只能从“振兴中华”的立场中去找。
因而我们给出的办法,简单说就是:先立“大同理念”,
然後用这个“理念”来规定我们的智慧,再去破大陆的共
产制度。不应该简单地说共产党不好,而应该清楚地说明
什麽东西对中国才好。因而,为中国的未来立“大同理念
”的问题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

    目前有许多人还没有勇气把共产党执政的问题看成中
国的首要问题,那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希望。当有人说,应
该推翻共产党统治时,他们就反问道:“你说共产党不行
,谁行?”这些人心里并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好的,但担
心的是反对共产党的民主派更糟,两害相权取其轻。其实
这是一种很诚实的态度。而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存在,主
要原因就是因为许多人还看不清路子在哪里。

    我们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华民族自身的
动力、自身的智慧以及自身的理论。其最有效和最合理的
方式,存在於中国人已经习惯了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里
。那些“社会民主主义”的方式、引进西方民主机制搞“
党派政治”等方法,都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只会把中
国的问题搅得更加混乱和困难,而且国际化。因而它们既
是无效的,也是多馀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就
是“中国文化”。立“大同理念”的问题,就是重树中国
文化的问题。有的朋友曾指出,中国传统的“大同理念”
是中国人为人类的前途所做出的贡献,这个理念经过我们
用现代观念加强後,我们这一辈是不是也应该为人类的前
途做点什麽?

    今天大陆的形势却很诡谲,恰恰是许多支持共产党领
导的知识份子在讲中国文化,而许多不要共产党领导的知
识份子却对中国文化很反感,拼命要在中国文化里挖共产
党的恶根,从而把中国文化说得很可怕。其实这种局势还
是可以分析的。许多人正是看到了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可
怕後果,因而认为中共不能轻意动,动了中国就会乱。这
些知识份子看到中国文化不能丢,西方的“民主”思想又
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就开始摸索一条“中国式社会主义
”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路子,从而达到改造共产党的
目的。而共产党本身也借此煽动民族主义,以达到保住自
己的目的。

    但是,“中国式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是没有办
法结合的。社会主义强调的是国家权威,中国文化强调的
是调动人的积极性与潜能而贬低国家权威。如果让“中国
文化”进到“社会主义”里,那麽中国人就都会变成“公
民”而听命於国家机器,这时“中国文化”就不能真正代
表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中华民族的振兴也会因此而窒息掉
。更进一步说,“中国式社会主义”代表着“五四新文化
”从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这一观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有
价值的东西,真理只有到西方去找了。这一思想根子上是
专门为打杀中国文化而存在的。

    从共产党眼里看中国文化,在毛泽东那里是很清楚的
,他已认清儒家文化是他和用他的思想武装起来的党的最
大敌人。他发动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周公,其秘密都
在这里。今天的中共领导自然没有毛那麽有头脑,但他们
最终会认识到,中国文化的真正复活,是关系到他们生死
存亡的大事。因为这并不很难认识。

    今天有的中共领导人喜欢玩一玩中国文化,他们也试
图把宏扬中国文化讲成爱国主义,从而借此维护中共的统
治。但事情不能超过此界线,一超过这一界线,他们就不
会再要中国文化了。这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对共产党
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

    不要忘了,共产党的性质都在他的党章、党的纪律里
被严格的规定了。党纪、党章比任何党员的个人爱好有力
量得多。就算中国文化能使个别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共领
导喜欢听,但一个中央全会的决议就会让你前功尽弃。共
产党不是一个人,而是一部被严格规定了程序的机器。这
与过去的帝王,情况完全不一样。过去的帝王,个人的喜
好就可以左右政治局势,而今天的中共已经没有人能做到
这一点了。想当初赵紫阳权位已最高,他不要军队向人民
开枪的主意,既合人性,也得到大多数党员与人民的支持
,但又怎敌得过党的纪律。

    中共既姓了共,他怎麽还会回到中华文明的主流上来
?回来就不姓共了。而且,孕育了共产党的“五四新文化
”至今还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流,中共就浮在这个大流
上。中华文明的复活还只是暗流,而且目前层次很低。在
这一大前提下,我辈就是把“中华文化的振兴”改为“中
国式社会主义”,以贩中华文明之大药,你要讲坚持共产
党的领导,他充其量只是对你说两声谢谢;你要不讲坚持
共产党的领导,他就剥夺你的发言权。

    我们把对“中华民族振兴”的追求改成对“中国式社
会主义”的追求,这样做可以让中共感到舒服,感到不危
险,这对中国有什麽用呢?我们都去做无用功,都去看着
中共的脸色讲中国文化,我辈岂不成了只会写书赚稿费,
捞名图利之流。今天大家都去搞钱,这是小人之志,乱世
之智。大家都去这样做,中国注定没有希望。我辈无大志
,共产体制长命百岁,这怪谁去?

    从外部看,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
题。西方社会主义对人类最大的建树就是“福利社会”,
其模式发展至今天,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法国去年底
所爆发的六八年革命以来最大的社会危机就是由此引发(
不要忘了,社会主义是法国人的发明创造)。此道绝非长
治久安之策。尽管中国历史上对“义”的实践远没有今天
的“福利社会”那麽辉煌,但其理论原理的涵盖意却远远
超过西方社会主义理念。如把中国儒家思想等同於中国式
社会主义,无疑降低了中华文明的价值,到中国问题表面
化时,中国文化反而压不住阵脚。

    对西方文明的思考,是为了寻求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
的接囗,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一些新的角度考虑,如人的
内部技术与外部技术的结合,人本主义、人性原理与大规
模社会组织方式及机器生产结合等等。但这一问题还需要
在更广泛的层次上,进行更深入的讨论才能解决。而至少
,西方的社会主义是不行的。

    讲“中国文化”讲到底,就是要用“大同理念”来代
替共产主义,用“大同社会”来代替“中国式社会主义”
。“大同理念”一立,中国就有了两个前途,两个未来,
一个代表着中国的混乱,一个代表着中国的大治。这两个
前途,一个是“中国式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前途,一个是
“大同社会”所代表的前途。有了这个区分,我们就好做
事了。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为什麽中共改革派能够把中国人民为民族振兴所做的
一切努力都挂到他们的功劳簿上呢?那是因为这一潮流目
前还没有一个代表,如果你不想挂到中共改革派的功劳簿
上,也没有其它地方可以挂。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大
同理念”立了以後,民族复兴的大潮就有了代表。其它的
,诸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
民主主义”、“後现代主义”等等西方思想流派,都没有
资格代表中华文明,都没有办法让中华民族真正复兴。我
们这样一分清是非,中国人民为民族复兴所做的种种努力
,就挂不到中共改革派的账上了。这时我们再来看他的功
劳簿,上面就全是负分了。有了“大同理念”,我们就有
办法。我们就有可能把社会无组织力量变成有组织力量,
从而同心同德,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未来而努力。

    当然要说清楚,我们之所以说“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是就中国大陆当前的情况而言的。所谓第三条道路,
就是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搞党派政治。这一条道路并非
没有过,而是失败了。

    民主思想自从上世纪末引进中国,已经经过中国知识
界的反复讨论,最後发展出了“民权”思想。这一思想後
来被孙中山先生成功地揉合进了他的“三民主义”里。“
三民主义”标志着西方民主思想在中国发展的顶峰。但“
三民主义”也有它的缺陷,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在总结三民
主义时,虽然对西方民主政治里主权在民的思想认识得很
透,但对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的优点与价值,却认识得很
不足,因而他的三民主义有明显的向西方文化倾斜的倾向
。这是三民主义的致命缺陷。虽然它以民族主义作为基础
,但它的致命缺陷却让它无力有效地去调动和组织中国固
有的一切社会力量,因而当它与共产主义斗争时,就被共
产党打败了。

    而共产党之所以能打败国民党,那就是因为共产党里
出了个毛泽东,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传
统的农民起义结合起来,成功地调动了社会下层的贫苦农
民。这事说起来很有趣。三民主义是中国人讲东西方文化
结合的一个思想,西方没有,而它却往“西”倾。共产主
义、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没有,它却往“
东”倾。结果往“东”倾的战胜了往“西”倾的,而其基
础却完全错位了。

    三民主义既是一种坚持东西方结合的思想,它就不能
够讨好“五四”後西化的民主派知识份子,而它又有明显
的西化倾向,这又导致它不能够有效地调动中国社会原来
固有的一切力量。发展到最後,“三民主义”既失去了民
主派知识份子的支持,也失去了社会下层人民的支持。这
就是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的思想理念方面的原因。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失败告诉我们,西方民
主思想要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就是结合
起来也是很脆弱的,压不住阵脚,很容易被社会左的或右
的力量所摧毁。

    说到底,中国只有一个前途,一条路,那就是“大同
社会”的前途与道路。共产主义打败了坚持东西方结合的
三民主义,而我们现在又要来打败共产主义,这样转一个
圈,我们中国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上了。但这时我们已经有
了一个“大同理念”,这个起点就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代表
“家天下”的皇帝制度了,而是一个新的东西,是“大同
社会”的起点了。由於中国回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上,近
百年来中国走“学西方”的一大段弯路中所产生出来的种
种问题,如“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市场经济”
与“计划经济”的问题、“专制主义”还是“民主主义”
的问题等等,也就消失了,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起步,建
设大同社会也就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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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篇简介]

    通过对中华文明的深入研究,作者得出结论:今天的
中国处於五千年文明史里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但今天
中华民族已经开始苏醒,离走出这个时代只差最後一步。
如何使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跨出这最後一步,作者认为既
不是靠资本主义,也不是靠社会主义,更不是靠後工业社
会,而是靠中华文明自身的活力。为此,作者提出以中国
文化的惯性为依据,合东西文化之所长,建设一个大同社
会的构想;并认为全人类最终都将进入大同社会,而中国
有文化优势,可以先走一步。

    在此书中,作者完成了“毛泽东思想批判”、“中国
式社会主义批判”等一系列重大工作,并对如何解决中国
的生产力发展问题、人囗问题、粮食问题、共产党执政问
题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提出了总思路。该书对中国共产
党本质的揭露是无以比拟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惊人观点
,如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应中国、现代国家机器是战争与不
自由的根源、现代中国知识份子所患上的“五四新青年综
合症”是中国问题的总根子等等。

    这是一部如何使中华民族走出苦难、重获新生的重头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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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篇”引言]
    
    今天的中国沉沦了、堕落了,堕落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
明史里最黑暗、最恐怖的时代。
    是不是这样呢?
    历史的线索这样说:自从上世纪中国走上“学西方”的道
路以後,逐渐滑到了以“五四新文化”为基本形式的“全盘西
化”的道路上。这个“新文化”打掉了中国文化,引进西方党
派政治,并孕育出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使中国落入了“党
争党祸”的泥坑中,从而让中国人受尽了日本人的欺辱。在“
党争”中,中国共产党里出了个毛泽东,他发明出一套在中国
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并用这套办法去摧毁中国社会的
一切生机。他的“思想”武装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用武力取
得了政权,然後强加给中国人民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从
而把中国推到了五千年文明史里最恐怖、最黑暗的时代。
    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人能拿
出事实和道理来,证明今天的中国是“文明进步”的,或者至
少说是挺不错的,让人羡慕或让人看得起的。
    如果拿不出来,证明不了,那麽我们说的就是对的!

    我们这一辈,做人的勇气与我们的祖先相比,并没有什麽
不如他们的地方。我们并不是只会装聋作哑、逆来顺受,我们
也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既然老天把我们生在这个最
黑暗、最恐怖的时代,我们认命了。我们的“天命”就是要把
中国人的精神恢复起来,把中国文化重树起来,把目前这最可
耻、最黑暗的一页,从中国历史上迅速翻过,把它抹得乾乾净
净,然後集中精力去干一番让全人类看得起的大事业。
   这个事业就是建设一个“大同社会”。

    我们在这本小书里为“大同社会”做了一个初步的设计。
但是,建设“大同社会”是全中华民族的事业。这个设计应该
由全民族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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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篇目录] 
引言
第一章 学西方
    一、“学西方”的由来
    二、洋务派
    三、立宪派
    四,革命运动
    五、“五四新青年”
第二章 党争党祸
    一、国民党与共产党
    二、“国共合作”
    三、抗日战争及中国大陆的沉沦
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的产生
        1、“革”全国人民的“命”
        2、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
    二、毛泽东思想的初次实践
        --井岗山与“土地革命”
    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的实践
        --“无产阶级专政”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与毛泽东思想
    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
    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三、台湾的参照系
第五章 文化大革命与毛泽东思想
       1、“文化大革命”是为什麽?
       2、“阶级斗争熄灭论”
       3、“黑修养”
       4、“三自一包”
       5、“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6、前无古人
       7、批林、批孔、批周公
第六章 “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
    一、两种潮流
    二、“中国式社会主义”是条死路
    三、中国出路从哪里找起?
第七章 利义之辨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1、资本的集中
            一)吞并
            二)股份制
            三)合并与联合
        2、利润
    二、国家资本主义
        1、资本主义所出现的问题
            一)“阶级斗争”
            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2、西方的解决办法:国家资本主义
        3、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
    三、“利义之辨”
第八章 “公私”与“人性”
    一、“私”--大同社会的基础
        1、中国人有没有能力掌握现代化生产方式?
        2、大小问题
        3、大技术分解
        4、“本事”--单位、个人立身之基
        5、小生大、大生小--社会“优化分合”机制
    二、“公”--“大同社会”的帮助机制
        1、竞争机制与帮助机制
        2、公财系统
        3、公财系统的建立
    三、“大同社会”,一个人性得到充分发挥的社会
        1、“工业化”与“现代化”
            一)人类技术进步的涵意
            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涵意
        2、人的现代化问题
第九章 农村与城市
    一、粮食问题
    二、土地问题
    三、人囗问题
    四、农村与城市的分分合合
    五、城市化问题
第十章  知识份子与“士”
    一、知识份子与“五四新青年综合症”
    二、“科学”与“技术”
        1、科学
        2、技术
        3、知识份子的责任
    三、“士”队伍的建设
第十一章  国家与政府
    一、东西方政治的利与弊
    二、“人民皇帝制”
        1、人民皇帝的产生
        2、人民皇帝的职责
        3、人民皇帝的性质
        4、皇帝村
    三、中央集权的软政府
        1、软政府
            一)国家机器不再成为“战争机器”
            二)政府不再管经济
            三)政府不再承担社会福利
            四)政府不再有国家财政
                国债
                关税
                特别税
        2、中央集权
            一)政府的组织
            二)政府首脑的任期
            三)政府以法行政
第十二章 对“大同篇”的小结
    一、大同思想
    二、“大同理念”使事情变得简单
        1、宗教与民族问题
        2、大陆与台湾的关系问题
        3、物价问题
        4、人权问题
    三、在中国建立“大同社会”的几个要点
第十三章 “人民起义”是个好办法
    一、“人民起义”该不该被讨论
    二、“人民起义”的原理
    三、“人民起义”会不会把中国导向混乱
    四、“人民起义”的组织形式
    五、“人民起义”会不会遭到军队的镇压
    六、“人民起义”的成败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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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原著:李志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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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

25

  一九五八年初,我感觉到毛的性格起了变化。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
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我们由南宁飞往广州,再回北京,只
待了几个礼拜。五八年一月,毛展开整风运动。和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关起门来整
,自己人整自己人。三月初,往成都,召开成都会议。
  四川省委给毛安排的住处,在成都城西二十华里的金牛坝。金牛坝招待所占地面
积很大。坝后有一个花圃。院中错错落落的竹林旁有苍松翠柏,小径旁又挺立着棕
榈和柚子树。花圃中,茶花开得火红。石径上布满了苍绿的青苔,雨后远处山石树
苍苍茫茫,融合成一片迷离闪烁的青光。毛在散步时说,看来中国画的金碧山水派
,和大泼墨的山水画派,都有自然界的依据。
  他说:“烟水苍茫的烟,指的是微雨似烟,并不是饮烟。烟雨莽苍苍的烟,指的
是树林在雨中远望的景色,也不是饮烟。有人说,我写的词中山花烂漫,不知是什
么花,我指的就是茶花和杜鹃花,这两种花在四川和云贵高原多的很。”
  我很高兴能重返旧地。我自一九四四年夏天,从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转到
重庆歌乐山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离开成都,到这时候已经十四年了。因此我趁这
机会去拜访位于华西坝的母校。
  华西协和大学校内原本是郁郁葱葱,其风景之美和占地之广,居全国之冠。校园
在我的大学时代繁盛有若天堂。但它现在已面目全非。
  在原来的体育场开了一条由北向南的大马路。整个校园被一分为二,拆了许多原
有建筑,包括一座座小楼的教授宿舍,明德楼(Vandman)及加拿大学校(Canadian S
chool)。大钟楼、医科楼及新医学楼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已失去昔日的绚丽。校
园疏于照顾,杂草丛生。校门外的小天兰街也失去了昔日的幽静风采。
  学校现已改名为四川医学院。文、理学院则合并到四川大学。我任毛保健医生一
事很少人知道,所以未去惊动太多老同学。我只去拜访了孙玉华,他当时是医学院
院长。说去旧日情景,不胜唏嘘。
  回到金牛坝,毛问我都看了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到念书时的学校,华西坝去看
了,已经有十四年了。毛说:“有首诗写‘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日摇落,凄凄
江潭。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人到了久别重游的地方,是会有这种感慨的。”
  毛又问遇到什么人。我说有几个老同学,我没有去看他们,不方便。毛说:“旧
地重游,也应该旧雨重逢。什么方便不方便。”这我没有听他的。因为中央在这里
开成都会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几次请毛看川剧,毛以进城里往来费时费事推辞。李井泉
提出,就在前院的礼堂内演出,毛终于同意了。
  第一晚演出剧目是“抢新郎”,是出喜剧。剧情突梯滑稽,演员才华精湛,很快
就将我完全吸引住了。我看毛,他也是全神贯注,有一次竟将香烟点燃的一端放到
嘴里。以后每晚都有川剧演出。从此以后,各地为毛兴建豪华住地,都附有小型演
出礼堂,以利毛观赏川剧。
  毛对金牛坝的室内游泳池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是在那时我才感觉到毛的变
化。这游泳池是李井泉完全模仿中南海的室内游泳池兴建而成,结构上完全一样。
毛到成都后,从来不在这里游泳。他不断要我们去游,而且要我们告诉他,在这里
游,比北京的游泳池,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毛老觉得池子里被下了毒。我们试游过的人全安然无恙。我对毛的恐惧很感纳闷
。多年以后,毛的猜忌心越来越严重,我才了悟其实就是他往后发展成为迫害妄想
症的前兆。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召开成都会议。成都会议事实上是南宁会议的继
续。毛大肆批评主持经济发展的党领导。毛一方面鞭策他们提出十五年超过英国和
倍增钢、农产量指标的具体方案,另一方面指责他们是小脚女人,步伐放不开。此
时虽经过五七年夏季的反右整风,毛对党仍未恢复信心。
  毛在成都讲话中说:“要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风格,应该讲真心话
,振作起精神来。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才好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是这些干部老爷们,却并不想势
如破竹,反而精神不振。这是精神上处于奴隶状态,就象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
坐下来。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天生就
有的,还不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不能照书本,生搬硬抄。在这点上,史达林好些
,苏联《共产党简明历史教程》一书的结束语说,马克思主义个别原理不合理的,
可以改变。
  “中国儒家,对孔老夫子就是迷信,不敢叫他孔丘。唐朝的李贺就不象这样,他
叫汉武帝,直叫其名,曰刘彻,刘郎。称魏人为魏娘。
  “如迷信前人,我们的脑子就被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马克思主义没
有势如破竹的气概,那很危险。史达林也有点势如破竹的精神,可是有些破烂事,
搅得不清楚。
  “害怕教授,进城以来,对于教授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对他们有无穷的
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象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不怕帝国主义,却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思想,
‘谢主龙恩’的残余思想。”
  毛认为,有些人,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阻碍了“革命”的前进;知识分子一
般说来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进行革命,就要寄希望于年轻人,要年轻人带动
“革命”。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
出一种新事物,他就抓住不放,向老古董开战,有学问的老古董总是反对他们。孔
子从二十岁才开始,创学派,收门徒。耶稣有什么学问?他创立的基督教,还不是流
传至今。释迦牟尼十九岁创佛教,孙中山年轻时有多大学问,不过是高中程度。马
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是后来学的。他写共产党宣
言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已经创立了新的学派。他在二十九开始著书立说,他批判
的人,都是当时一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如李嘉图、亚当史密斯、黑格
尔等。在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了学问多的人。”
  毛并不是在说反话。中国儒家不敢叫孔夫子孔丘;全中国也没有人敢直呼“毛泽
东”,一律称呼“毛主席”。他说的话后来变成了教条。毛常扭曲历史为其本身的
思想做辩解。孙中山一九二一发动革命时是个医生和富有的知识分子。
  数年后,于一九六六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号召全国年轻人起来批判他们的教
师和共产党--我常想起他这些谈话。文化大革命在毛的脑中已酝酿多年。
  但在成都,毛仍需要党来执行他的意旨。他批评“反冒进”,直斥这帮人是非马
克思主义,犯了离右派不远的政治方向的错误。毛坚持经济建设该大大加快脚步。
任何反对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毛鞭策经济计划委员会向前猛进,提出“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条的总路线。
  我也察觉到毛对社会主义的了解正在逐渐改变。虽然中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
制度,社会阶级仍旧存在。毛提出有两个劳动阶级,即工人和农民,他们是“好”
的。当时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
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毛说:“知识分子动摇性很大,哪边风大,随哪边跑。有些人读了不少书,可是
对于实际问题一窍不通。”这是他第一次开始谈到阶级斗争。
  毛觉得成都会议开得很成功。粮产量指标节节上升。会中通过了三十七个决议。
每项决议都取代了先前八大制定的现实的经济路线。
  共产党内起了根本变化。中国急速驶入“大跃进”的深渊中。毛的权势如日中天
,党内异议分子噤若寒蝉。凡对不合现实主义的高指标抱着怀疑态度的人都得顶着
被打成右派的危险。“反冒进”言论在毛的淫威下沉默了。奉承阿谀的人开始扯着
瞒天大谎,同意他们明知无法达到的高目标,争先恐后地把指标越提越高,形成一
连串空想的“大跃进”计划。
  恐惧开始弥漫。
  越不可思议的假话假象,毛越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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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毛于一九五五年末,五六年初之际,开始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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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参考》总第五期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编辑地点:美国纽约,发行于互联网 
《大参考》面向中国,欢迎投稿,打破新闻封锁,讨论敏感话题,新技术促进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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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漂流瓶                                                   萧  强 
     2. 股份制改造: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                            何  频
     3. 《红色“爱国”的背後》
         序言:以真实的历史揭穿虚假的谎言                        魏  过
         后记:谁能对真实的历史说不 ?                           杨建利
     4. 《中华大同书: 大同篇》第六章 “民族复兴..             晏新明
     5.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片段                       原著:李志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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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ee if you can receive a response. If not, you should consider to 
report this FACT to VOA by calling VOA collect at 001-202-401-1383 or 
001-202-401-1383

Or you may consider to open a FREE email account outside CHINA,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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